檢視新界原居民的「傳統」──從殖民地到後殖民地原居民居住需求的爭取過程

圖片來源:HKRS 536-2-19. Political Report DOTP to DCNT(Confidential)..海報.

文/ Lorretta Ho (原文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因為丁屋僭建物一事,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村屋問題涉及很多歷史違留下來的因素,十分複雜(《議員不滿執法標準不同》, 頭條日報, 15/5/2011)。本文透過了解原居民對「傳統」的爭取過程,側面了解丁屋的來歷,並揭示殖民地政府制定的丁屋政策如何為後殖民地政府製造「歷史違留下來的」問題。

把「傳統」納入鄉議局宗旨

1953年,當時新界民政署署長戴斯德(Teesdale)提議鄉議局的宗旨初稿並不包含「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1954年當時鄉議局主席黃炳 英回應戴斯德的意見,加入「鼓勵遵守有益新界人民福利及維持公眾道德之風俗及傳統習慣。」戴斯德回覆黃炳英,指出:「我(戴斯德)懷疑這一項『保存新界傳 統習慣』作為鄉議局的目的:良好的習俗當然應該保留,但並非所有的傳統習慣都是好的,有些可能要跟隨現代發展和進步而改變。由於這句話包含在鄉議局憲法, 要求支持某些傳統的習慣會令鄉議局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這項目應該有所改變。」(HKRS No. 634 -1-3)

最後,因鄉議局的堅持下,政府讓步讓「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納入宗旨裡。這個「傳統」就作為新界人抗衡政府的伏線,讓新界原居民一次又一次地創造 他們認為合理的「傳統」,爭取他們的權益,並一直保存至今。現時原居民成立「保鄉衛族小組」保衛丁屋僭建物看似激烈,其實這是新界原居民抗議政府的慣例, 其實不足為奇,「團結」和「爭取」一直是鄉紳的慣常技倆。

1971年6月鄉議局組成「新界鄉議局爭取新界人民合理權益特別委員會」於6月和12月分別將建議書呈交新界民政署與麥理浩,要求政府修改現行的新 界土地政策(見本文插圖),其中一項討論的問題為「新界居民兒女增加,家庭組織擴展,生活必需土地使用及建屋。但概受政府限制,應爭取合理使用問題。」終 於爭取在1972年底實施丁屋政策。丁屋的規格改變多次,並非本文討論重點,詳情可參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浸會大學地理學薛鳳旋教授編寫的《新界鄉議 局》一書。

值得一提的是,現任樹仁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所長陳蒨博士1999年發表的期刋文章指出,有資深政府官員私下對陳蒨說:「政府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 「丁屋政策」!」。因此,政府「操縱」傳統的方法就是批更少土地讓村民建丁屋,因為這是減少政府土地損失的方法。換言之,政府雖然允許丁屋的存在,但以 「拖字訣」態度,輪候時間平均為36個月,平均處理丁屋申請時間由9至54個月不等,目的就要增加批准興建丁屋的難度(見審計署《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附錄D)。

從殖民地過渡到後殖民地保障原居民的「傳統」

每當外間評擊原居民的利益,原居民總會搬出基本法第40條為「新界」原居民寫明「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的條文。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是:什麼是傳統? 有學者指出1971年定立的丁屋政策並不是原居民的傳統,正如陳蒨教授指出:丁屋政策是創造出來的傳統;而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教授Roger Nissim提出「傳統權益和利益」的另一可能性應為1898年已存在的,而非之後累積的傳統。

基本法沒有明確的內容解釋何謂「傳統」及「權益」,大家不能把「新界」鄉村中一切風俗習慣當作「傳統」,也不能把所有原居民的訴求視為「權益」。基 本法的規定,是從實際出發,既考慮到歷史、傳統、習慣的連續性,又不是對原居民曾經有過的各種權益一概保護,而只是保護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盡量保 持97年後原有制度不變,有利加強香港居民的團結,也有利於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當觸及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看似造就社會的不穩,有鄉紳揚言不惜流血保 丁屋僭建物,必要時上街抗議。早前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反駁稱,丁屋僭建物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村民的「生活傳統方式」,因為在殖民地時代,新界 丁屋可獲法例豁免,他建議政府修例,容許已建成的僭建物毋須清拆,並經工程師評估安全後,補交費用解決。(<鄉委會:丁屋僭建是生活傳統 望補錢解決 倘遭拒或上街抗爭>,明報, 26/4/2011)可是現時社會有不少聲音質問為什麼原居民的利益更勝香港人的權益?為什麼政府允許另一階層的人有特殊權益?現在的丁屋政策究是加強還是分化香港居民?是否補交費就能解決事情?

大量文章討論丁屋政策的利弊,當中有些指明現時的政策加劇官鄉勾結。陳劍青和黃宇軒早前已提出現在原居民只是「明目張膽利用丁屋來搞地產,違背了丁屋政策用以維持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原意,這點已被思匯於2003年的《再思丁屋政策》研究報告中清晰指出。若是政府接受補地價的協議,這又會是另一個縱容地產利益及淹蓋丁屋問題的官鄉勾結事例。」由此可見,再一意孤行要求以基本法第40條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只會加劇社會不安。

政府應平等看待城鄉差異

引用讀環境建築的朋友意見,其實有關違建或僭建確實有個灰色地帶,有些建築討論以「自立營造(self-building)」而非「違法營造 (illegal building)」看待之。基於建築師完成的建築的確無法百分百回應使用者需求,並且尊重使用者的空間使用/創造權力,確實可在一個合理範圍內,包容自 立營造。如果說這個「理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工作小組」有任何情理可以拿來當依據,這應該是其中之一。市區有些僭建不見得需要拆,也是如此。不過,顯然當前 的新界地下屋或玻璃屋是不太合乎上述的情理吧,全憑建築安全來解釋或探討就地合法是很薄弱的。

如果政府一致看待城市和鄉村的僭建物,不再拿什麼「很複雜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的理由作解釋,,一般市民便不會敵視新界原居民,因為一國兩制下,城市和鄉村應該是在同一個制度看齊的。要是今次村屋僭建問題上,政府再向鄉事派讓步,必定引發另一次「城鄉矛盾」。

參考資料:
HKRS 536-2-19. Political Report DOTP to DCNT(Confidential). 《新界鄉議局爭取人民合理權益村代表大會. 1971年6月6日》.海報.
HKRS No. 634 -1-3. Constitution Heung Yee Kuk. Letter from E.B. Teesdale, District Commissioner, New Territories to Wong Ping Ying, Heung Yee Kuk Chairman. 10 December, 1954.
薛鳳旋. 新界鄉議局──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 三聯書店. 2011.
陳蒨Chan, Ching Selina. ‘Colonial Policy in a Borrowed Place and Time: Invented Tradi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 7, No. 2. 1999.
審計署. 《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 2003.
Nissim, Roger.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Civic Exchange. . 2003.
陳劍青、黃宇軒. 《否想新界﹕從丁屋僭建到原居民身分的僭建》. 明報. 2011年4月24日.

否想新界﹕從丁屋僭建到原居民身分的僭建

文 /陳劍青、黃宇軒

近期政界耳語相傳,下屆特首班子終於會正式就燙手的丁權問題開刀。不知是上屆選特首時對鄉事勢力的枱底承諾未竟全功,抑或是受夠了鄉事勢力的負面新聞,總之今次將會再來一次「玩鋪勁」。政府調和丁屋政策的決心亦在今年AO考題中真切的流露出來——考題形容一城市內的女性享有丁權(現實為男丁),十萬個丁正等候丁屋申請(現實為廿萬),考生則被問及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下處理。不論標準答案如何,對於政府心目中,可見這道關乎新界土地運用的難題已獲確認。

由此觀之,這場丁屋僭建的角力面就不僅是在於執法本身,倒可理解為丁屋政策改革戰的前哨﹕申訴專員先拔頭籌開展丁屋政策的批判,尤其在各種技術位置發功,圖在原居民的議價桌上增添籌碼。戰爭才剛剛開展,有網民已經表明「買定花生等睇戲」。

為僭建正名

跳出以上的政治背景,這場僭建風波的戲劇性同樣豐富。申訴專員接到僭建投訴急增,發現地政署屋宇署「包庇」大量違章建築,鄉議局扮演「和事老」與政府溝通,鄉紳則揚言要「激過八十後」,一鄧氏原居民甚至還要為「僭建」搬出列祖列宗,指當日原居民「抗日有功,今無福利」,一般市民感到這種態度是橫不講理「鄉巴佬」的表現……事件的複雜,旨趣似乎遠超於是否有按圖建築、違法與否這些事實的考據。

先容許我們對「僭建」來一點超越純粹法規的思考,擴充對這詞彙的認識。理由是我們使用「僭建」一詞時,很容易未審先判,原因不外乎是執法者的角度已經包含在語言本身,從而忽略「僭建」其實是不少獨裁國家經常用於取消市民基本權利的有效標籤。刊於《城市》期刊內《不用擔心人民棚屋必須拆除》一文裏,作者研究津巴布韋政府因打擊政治勢力的理由,將城市內佔半人口的地方列為「擅自定居區」,下令剷除整個「貧民窟」,令當地居民的居住權頓時喪失。70年代極權主義仍在的阿根廷,首都內有94%被定性為「非法」的居住區以軍事行動的方式摧毁,令28萬人無家可歸,研究亦顯示這類清除行動集中於重要城市及高地價之北部區域,地理學者Mike Davis形容這就如卡夫卡《審判》的情節一樣。透過在城市/建築空間的合法/非法的區分,管治者按其所需選定「非法」的對象,是普遍的國際性罪行。故僭建的不必是市民多手亂建一通,而是政權用諸消滅礙眼居住空間的「法例僭建」。

在香港,「僭建」的標籤經常用以對付原居民以外的群體。英殖時代這種做法亦用於將本港的木屋區列為容忍區(tolerance zone),一方面在功能上確認木屋區解決居住問題,另一方面則巧妙地取消合法存在的權利。相同的做法亦用於現時眾多非原居民村裏,在82年/84年的住屋登記普查中,將這些戰後存在的村屋都編發一個如計時炸彈一樣的屋牌,有時限地容許這些「寮屋」存在。按村民需要而建的新建構物當然會被「寮仔部」狠狠地拆卸,它們的居住權亦從此被置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一旦涉及徵用新界拓展、任何工程及收村計劃,「寮屋」僭建的形象則在權利被取消之下無險可守。天台屋、閣樓這些平民的生活空間也在有礙視覺及影響樓價多於衛生安全的情况下列作重點打擊的違章建築,儘管去年的一場司法覆核一業主成功證明屋宇署後來的建築圖無權清拆其既存閣樓。

如此我們可以窺視到原居民的心理,他們也認為不少建築條例與土地規劃都是硬套在村落身上,侵犯着他們既有土地使用權及建屋的自由。丁非「權」,而是「限」,限制着新界原居民村落原有的自主發展。新出那本《新界鄉議局史》,記述了鄉議局均有大大小小反抗城市規劃與房屋法規局限的傾向,77年呈交英政府的《社會改革請願書》中提到「新界居民於其土地上建屋的自由,業已受到逐漸侵蝕」;80年代被環保界公認為「萬惡之源」的「生發案」司法覆轍,劉皇發質疑「集體官批」所列明的土地規劃局限了他們用於農業以外(如貨櫃場、停車場)的使用自由。丁屋政策也經歷過鄉議局與港英政府多次的交涉,對露台、高度、層數、圍牆及建築面積都不斷要求放寬。似乎,他們相比純粹是野蠻非理性的「鄉巴佬」形象,原居民也有自己一套政策理據來說明自己的實踐。

捍衛自主的迷思

因此,要判斷空間使用是否合理,要注意的是其僭建的意途而非行為本身,因他們骨子裏就不認為他們理應「被規劃」。這並非鄉議局的張學明公開透露那個官鄉之間正暗中製訂的「理順計劃」,透過補地價處理僭建,私下「傾掂數」就可以解決了事,亦非有議員將問題錯置於嚴打市區僭建而新界則格外開恩這種「公平」問題。相關僭建者第一個要向公眾解釋的是,究竟這些改建或加建的建構物,是否及如何配合丁屋政策作為維持原居民既有的生活方式的理性?在合法化這些僭建物前,相關人士必須就此作出交代,東江縱隊抗日有功,故此血統上子嗣就可享受「僭建」福利的說法站不住腳。

然而,僭建的理由似乎顯然易見,現時新界賣丁權、「套丁」、丁屋出租相當普遍,一粉嶺地產經紀亦透露,有改建非法天台玻璃屋、密封露台及游泳池的丁屋,租金可比一般丁屋單位貴五成。丁屋的僭建並沒有所謂捍衛村落自主發展來得那麼崇高,而是明目張膽利用丁屋來搞地產,違背了丁屋政策用以維持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原意,這點已被思匯於2003年的《再思丁屋政策》研究報告中清晰指出。若是政府接受補地價的協議,這又會是另一個縱容地產利益及淹蓋丁屋問題的官鄉勾結事例。

原居民請爭氣

曾經有一個國際研討會認真地處理過原居民(indigenous people)的釋義,除了血統、族譜與制度的關係,維持原本的生活方式應該成為衡量原居民的重要出發點,否則不應再享有這種身分及其衍生的權利。而香港的原居民,究竟有多少為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作出過貢獻?你能否說服香港市民,加建一個游泳池與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關係?(部分)原居民一直在僭建着自己的身分,不限於是建構物本身。

我想這並不是要求所有原居民都要返回種田的生活,最低程度也不至於將丁權轉售把丁屋出租、不至於積極把農地填泥轉變為貨櫃場圖利、聯合地產商改劃你們的私人農地建豪宅同時趕走戰後經已在此務農及生活的非原居民吧。現時對「特權」的普遍不滿,並不是對原居民一出世就享有此身分的仇視,而是認為現時的原居民根本不配有原居民的身分﹕許多在位的原居民沒有做好自己本分,只顧及短期的地產利益,莫視風俗保存、農地生態及鄉村風貌的保育。

原居民,請爭氣。請盡你所能,推翻一些已經與地產霸權合流的既得利益者,不要再為了短期利益遭人詬病,重新做個真正的原居民,共同為新界的土地思索永續的道路。否則,當原居民與一般市民、地產商無異之時,就是原居民身分消亡的時候,到時收回丁權或丁屋政策討論成熟,成為社會共識,基本法也保不住你們。

 

策劃 公共專業聯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梁啟智

大浪西灣放肆想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07-27
報章 | B10 | MP+觀點 | | By 朱凱迪

大浪西灣放肆想

大浪西灣被富豪蹂躪,犯眾憎,連平時有條不紊的斯文評論人都放下分析習慣,大罵唔理係私人地定政府地,總之唔可以變成咁!7 萬人的facebook 群組嚇得新地主「停工溝通」。如此直率的民憤,是天星碼頭被拆以來的第一次,機會難得,讓我們擺離「市場大晒、業權大晒」的主流意識形態,讓思想放肆一下。

放肆想一:不求人,市民自行組織復修大浪西灣
我對facebook 又愛又恨,它確實令每個個人都可輕易地表達看法,迅速凝聚支持,但它也製造了無數的「armchairactivist」,複雜一點、時間長一點的組織工作都被邊緣化,而且養成了只管罵人,自己卻不用落手做的風氣。長春社的老友對記者說,會要求新地主保證不破壞大浪西灣的美景,並復修受破壞地皮。第一個要求令人對香港環團相當失望,這個人已經把西灣破壞了一次,現在的目標怎可能是「求他不破壞第二次」,而不是「阻止他再碰西灣」。第二個要求得到不少和應,但我放肆地想,與其求「破壞王」和政府復修,由市民自己動員起來復修西灣,不是更顯力量和決心嗎?當然,一轉念,把責任孭上身,一大堆問題就出現:誰做?如何做?要不要錢?這些是難關,也是民間社會的學習機會──學習動植物生態、學習與村民和專業人士合作、學習籌錢等等。7 萬facebook 人,當中100 人認真「落水」肯定能把事情做好,這也是對「破壞王」最直接的宣示:市民已經重奪西灣。

放肆想二:民間土地基金,護養新界農地
香港令人懨悶,左翼改革/革命搞唔成、自由主義代議民主又搞唔成、只准學大陸搞威權資本主義,特權階級壟斷橫行。結果,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發展出來,以資本搞保育的改良式政策,香港幾乎沒有一樣學得到。陸恭蕙主持的思匯政策研究所早在2002 年發表的香港生態保育報告﹝註一﹞,就詳列出外國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保育上五花八門的手段:包括「分區規劃」(zoning)、「可交易發展權」(tradable development rights)、「換地」(landswaps) 、「土地保育協議」(conservationeasement)、「土地基金」(land trust)等等。但是香港這個「遍地黃金」的城市,至今居然連一個像樣的「保育土地基金」(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資助、功能是籌錢買入和管理值得保育土地)也沒有,沒有「保育土地基金」,就算有地主希望交出土地作保育,也沒有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去合作。結果是,大浪西灣這個無價的地方,居然1600 萬就被買下做私竇。趁現在民憤沸騰,香港環團若能把握時機牽頭成立「保育土地基金」,向「破壞王」買回西灣土地,一定會有極多市民支持,風氣一開,新界農地除了給大發展商收購等建豪宅外,就多一條保育的出路。

放肆想三:突破保育爭議中的城鄉對立
富豪私有化郊野美景犯眾憎,新界原居民經常被視為合謀人,為主流社會所不屑。簡炳墀多年前的「趕雀論」到現在還有人記得,但新界原居民記住的,卻是過去一百年向殖民地政府據理力爭、保障鄉民發展利益的抗爭歷史。無論是起水塘、起新市鎮、還是近年有關環境法例,他們都認為是為了市區人而被迫犧牲,至今走上與發展商合作搞地產的路,更是沒辦法下的順理成章。另一邊廂,自從港督麥理浩「點石成金」,於1977 年將水塘集水區加上其他荒僻的官地變成法定的郊野公園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重視生態環境的「城市人山友」(當中有很多搬進原居民村落居住)。當年為了避開爭議,私人農地和將會發展丁屋的鄉村範圍都剔除在郊野公園之外,導致了杜立基規劃師所說的「鄉村和郊野的割裂」〔註二〕,這種割裂產生了上述兩套截然不同的心態,也在今日的保育爭議中不斷發酵。

香港的法定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約40%,另外大部分為私人擁有的鄉村和農地亦佔了約40%,這後面的40%,正是現今幾乎所有保育爭議的焦點,包括這次西灣私有化事件。城市保育人vs 鄉村原居民的角力,是香港特有的殖民地遺產,這場角力最近因着菜園村和新界東北「非原居民」農民的抗爭而出現了新的形勢。我放肆地想,會不會有更多城市保育人趁西灣事件,開始更整全地認識新界,並以重新彌合「鄉村和郊野」為奮鬥目標。要鄉郊生態得以維持,我們必須和新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社群一道,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想像,並且具體地協助村民重新建立與郊野共融的經濟模式,讓村民能在地產商資本以外看到出路。

唯有贏得社區,並且協助社區,新界生態保育才有可能做到。最近有人替西灣村民翻舊帳,指政府缺乏支援導致鄉村衰落,最後令村民不得不賣地自保。這種認識只是起步,問題是在7 萬facebook 群中,有誰願意投入時間心力,將衰落的西灣社區恢復過來,成為視保育為己任的新社區?

放肆想四:這城市仍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很快, 「維護產權」的說法又會佔了輿論上風,說若果我們容許西灣事件再鬧下去,將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破壞金融中心的信譽,到時資金就會湧到什麼也可以買的中國大陸。我放肆地想, 「市民自發復修西灣計劃」到時候已經企穩陣腳,以實踐證明這個城市仍然有不可出賣的事物。

註一: http://www.civic-exchange.org/en/live/upload/files/200201_NaturalHeritage.pdf

註二:見杜立基在《本土論述2009》內的文章〈城市與自然的和解:香港郊野公園──殖民地遺產的貢獻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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