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灣應納入「鄉村及郊野公園」文: 朱凱迪

明報 2013-11-30
A28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西灣應納入「鄉村及郊野公園」

剛去了位於廣東從化水源保育區裏一條叫「仙娘溪」的偏遠鄉村,了解由政府支持的「生態鄉村建設計劃」。三位社工協助婦女組織民宿合作社,舉辦生態旅遊,並協助農民改以無農藥化肥方法種植沙糖桔。計劃實行3 年,多了村民留在村裏謀生,不用再出村打工。

廣東的生態鄉村

在愈來愈關注環境及食物安全的時代,像「仙娘溪」那樣的生態鄉村建設漸成常識。但在香港,常識總是不大管用——最近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爭議中,西貢白腊、海下,以及沙頭角鎖羅盤村民大談的「鄉村建設」,焦點竟然只是可以蓋多少幢丁屋!

據「創建香港」根據審計署最新的報告推算,餘下54 個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中,除了大浪西灣會被納入郊野公園,大部分有原居民村落的,都會以法定大綱圖規管發展。以大綱圖規管並不一定會帶來破壞,可是最新由規劃署制訂的白腊、海下和鎖羅盤三張大綱圖,卻無一例外地容許興建大量丁屋。荒廢幾十年,生態價值極高的鎖羅盤村,村民竟說10 年內需要270 間丁屋。規劃署「落地還錢」,劃出可建134 間丁屋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已經算是在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從村民角度,提這樣的要求是意料之內——丁屋早已成為新界鄉村唯一的發展模式和成功標準,眼見其他村的丁屋發展商早已賺得「盤滿缽滿」, 「不包括土地」鄉村卻如蠻荒世界,逐漸被森林吞噬,當中的反差不可謂不大。村民想盡快大建丁屋,利益當然是重點考慮,但也是希望在新界原居民的圈子裏「爭取平等待遇」,不再被人小看。

隨便批評新界原居民貪錢破壞環境往往流於簡化,但尊重「傳統權益」也不等於接受新界「鄉村建設」繼續被丁屋發展綁架。一直帶着殖民主義的權宜心態面對新界問題的政府當然責無旁貸:它一邊廂任由丁屋政策尾大不掉,鄉村及周邊農地被粗放式發展破壞,另一邊只管郊野保育卻不管鄉村的可持續發展,間接造成大量「人為廢村」。

西灣村的環境需要保護,但它是一條鄉村,不應該一聲令下就被劃入「郊野公園」;同時間,白腊、海下和鎖羅盤也不應該容許大量增建丁屋。這幾十條「不包括土地」鄉村其實給予香港一個難得的機會,重新思考香港需要怎樣的「鄉村建設」。21 世紀的香港,有沒有可能營造出不同於丁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生態鄉村」?政府有沒有可能改變只管郊野,不管鄉村的權宜習性,將「郊野公園」進一步發展成「鄉村及郊野公園」,把西灣和其餘的「不包括土地」鄉村都納入其中?

擺脫丁屋的綑綁

雖然沒有了大建丁屋的利益,然而被納入「鄉村及郊野公園」的鄉村,政府可以更主動協助原村民、保育團體及其他有心市民,度身制訂「可持續的復鄉計劃」,包括復修舊屋或增建限量的房屋(不再是丁屋,可以與香港的大學建築系合作,為每條村設計適合的環保房屋),以永續方式恢復周邊荒地的農業活動。政府對這些「生態鄉村」亦可提供特別政策,容許村民合法經營鄉村旅社及培訓村民從事相關的生態旅遊活動,以不同手段活化鄉村經濟。村民最終會明白,鄉村發展不止丁屋一途,生態鄉村建設可以引入更多資源和市民支持,令村落更團結、更成功,也更有面子。

當亞洲各地政府和民間團體都大談生態鄉村建設之時,有700 條「鄉村」的香港居然連一個見得人的個案都沒有。盼望這一輪「不包括土地」爭議,能助我們擺脫丁屋的綑綁,帶出新的思考和實踐。

 

保護白腊、海下、鎖羅盤 反對篤數丁屋發展

 

●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爭議背景

一) 最近審計署發表的報告〈保護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講述了2010年前及2010年後處理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狀況。2010年之前,23塊「不包括土地」全部以分區計劃大綱圖規管。其時當局對生態價值較高及偏遠廢村,採取較為嚴格的管制,例如位於西灣旁邊的咸田灣,以〈大浪灣分區計劃大綱圖〉規管,「鄉村式發展」﹝即丁屋區﹞只包括現時有屋的地方(見下圖咖啡色的地帶),重建村屋亦要再向城規會申請。

解決「不包括土地」爭議 建立「鄉村及郊野公園」推動「生態復鄉」

土地正義聯盟就《2013年郊野公園(指定)(綜合)(修訂)令》的意見

解決「不包括土地」爭議
建立「鄉村及郊野公園」推動「生態復鄉」

土地正義聯盟認為,鄉村和郊野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時,不能只偏向其中一樣。但是,政府過去三十多年的方向正是側重於郊野保育,對於鄉村則採取放任態度,任由鄉村及周邊農業地帶被粗放式的發展,例如丁屋、露天貨倉和囤積土地的發展商蠶食,導致新界大部份鄉村面目全非。

丁屋發展破壞壞村

一條完整的鄉村必須保有居住及農業兩部份,因此以丁屋為主導的新界鄉村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就算對於新界男性原居民而言,目前被高度地產化的丁屋發展,當中的利益很多已被村中有勢力人士壟斷。誰有土地誰話事的邏輯,根本沒有照顧不同階層的原居民的居住需要,最終反而令鄉村組織被利益集團綁架,導致村不成村,鄉不成鄉。

「不包括土地」令鄉村荒廢

主流以丁屋為主的鄉村發展陷入自我毀滅的死局,但被郊野公園包圍的鄉村,即政府所謂「不包括土地」,則是另一個極端。受政府偏重郊野保育思維所影響,市民一般都將「不包括土地」的鄉村視為郊野的一部份,不介意裡面的鄉村凋零荒廢,最終融入郊野。這種因為郊野保育政策間接造成的「人為廢村」,我們認為並不理想,一來原鄉民將永遠失去自己的故鄉,二來香港整體亦失去了重整本土鄉村生活的機會。

倡議:生態復鄉

鄉村發展不是只有一種模式。土地正義聯盟認為,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的鄉村,給予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重新營造出不同於主流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生態鄉村」。這些珍貴的鄉村,一方面需要以制度加強保護,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社會提供更多支援,令可持續的復鄉計劃得以開展。

擴充郊野公園 正名為「鄉郊公園」

總括而言,我們贊成將所有「不包括土地」內的鄉村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同時間,「郊野公園」亦應該正名為「鄉村及郊野公園」,或者「鄉郊公園」,並擴大功能,增加資源投入。被納入「鄉郊公園」的鄉村,政府應主動協助原村民、保育團體及其他有興趣的市民,一起度身制訂「可持續的復鄉計劃」,包括復修舊屋或增建限量的房屋(不再是丁屋,可以與香港的大學建築系合作,為每條村設計適合的環保房屋),以永續方式恢復周邊荒地的農業活動;政府對這些「生態鄉村」亦應提供政策上的協助,例如容許村民合法經營鄉村旅社及培訓村民從事相關的生態旅遊活動,以不同手段活化鄉村經濟。不願意參與計劃的土地業權人,我們建議政府改變目前的做法,給予適當的補償金。

發展與保育兼容

多年來,以郊野保育為重點的環保團體和認為土地業權人不應受發展限制的新界原居民群體,一直走不出既定的角力模式。我們從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切入,一方面認為鄉村和郊野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同時被照顧,另一方面整個鄉村的未來亦不能單從土地業權人的利益來考慮。希望政府能打破僵化的現行政策,把握這次處理「不包括土地」的機會,為鄉郊保育工作帶來突破。

土地正義聯盟執行委員會
2013年11月5日

解決「不包括土地」爭議 建立「鄉村及郊野公園」推動「生態復鄉」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3-07-06
A18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中大亞太研究所上月中公布了一個名為「市民對香港房屋土地供應及發展的看法」的調查結果。調查表面是為前天公布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造勢,因為調查以甚具引導性的問法,先問「香港房屋土地是否足夠」,再問「是否贊成開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按香港主流輿論,前者一定「不足夠」,那對後者自然應該表態贊成,否則好像顯得自相矛盾。結果,八成受訪者贊成開發新界東北。

但是,要對民意有更完整的掌握,必須留意調查中另一條問題: 「對增加房屋土地所帶來各種影響的接受程度」。令人意外的是,受訪者大多不接受為了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而要減少綠色地帶」(67.1%), 「而要破壞當地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及社區網絡」(62.5%), 「而對自然生態造成負面的影響」(78.2%)。

這正正反映香港市民近年對民主及基本權利的意識大有提高,市民一方面對住房有強烈欲求,但又明白不可以因為增加房屋用地就隨意犧牲環境和當地居民的家園。如果梁振英政府認真尊重這個民調的結果,新界東北修訂計劃明顯不能過關。因為眾所周知,修訂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在區內囤積農地的地產商。政府原來打算全面收地再公開拍賣
,藉此打破大地產商透過囤積農地壟斷發展機會,但最終還是在壓力下「跪低」,為大地產商量身訂做出農地換屋地方案。「當地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及社區網絡」,並不在政府的考慮範圍,所有區內非原居民家園仍然要被拆毁。

總是新界非原居村民的家園?

有些人見到中大民調顯現出來的「矛盾」,就坐立不安,覺得什麼事都有人反對,令香港一事無成。再進一步,他們會質疑「環保人士」和「當地居民」搞事,不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有趣的是, 每當討論一進入犧牲小我的「牆角」,政府的發展邏輯往往會露出弱點,因為居民總可以義正辭嚴地反問:為何開發房屋土地的「小我」總是新界非原居村民的家園,菜園村、新界東北、洪水橋、元朗南無一不是,卻從來輪不到政府可以到期收回的粉嶺高爾夫球場?

民主、參與規劃、居住權、平等、環保等等意識之所以不受某些人歡迎,是因為如果我們認真地對待,既有制度和官僚機器就必須大幅改革,本來受這些制度和機器保護的權貴和既得利益者,也要暴露於公眾面前,或者說,共同承擔所有開發的代價,無論是垃圾處理、骨灰龕,還是房屋土地供應。

因此,中大民調顯示出的「表面矛盾」絕不等於(房屋)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反而為更好地解決問題帶來契機。試想想,如果開發的代價不單是弱勢村民承受,連富豪也有機會「中招」,那一來「選擇」多了,二來,整個社會一定會更認真的檢視開發的需要。民間組織在過去一年已經行動起來,積極發掘有關房屋供應的數據以至民間方案。除了富豪俱樂部長期廉價佔用大量政府土地的議題首次被廣泛討論外,也有組織在市區到處物色適合興建公營房屋的空置或短期租約用地。我們發現,香港的房屋和土地,其實從不患寡,只是患不均。

這些行動已經在政府僵化的房屋及土地開發制度上,鑿出一個一個缺口。處身在風眼中的新界東北村民,將成為促成這場改革的關鍵。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

朱凱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文明」暴力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括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這個講了十多年的開發計劃,到了所謂第三階段「諮詢」的尾聲,終於藉着成為中港矛盾的最新戰場而略受關注(承接反國民教育運動)。網民急不及待在facebook 流傳「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改圖,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也紛紛出席論壇表態:在這個從來不會質疑發展的地方,竟然也開始因為「抗共」的政治議程而對發展提出質疑。「發展主義」被捅出個缺口後,成千上萬被「規劃」二字踩在頭上的東北三區村民,終於有人願意聽聽他們的呼喊。我覺得,這當中的意義,同樣深遠。

 

單講發展規模,實在難以明白「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為何一直無人關注。三區的發展規模超過七百公頃,十多條村落要清拆、數以千戶上萬名居民將被逼遷——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界最大規模的逼遷啊!相較之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石崗菜園村收地廿七公頃,逼遷約一百五十戶共五百人,已經激起了持續的反抗運動。

 

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了解特區政府如何利用「規劃」和「諮詢」這些貌似正面的過程,在新界特有的政治結構下把篤定要被逼遷的「非原居民社群」逐步圍困與瓦解。

 

所謂新界特有政治結構,是指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之間的「主從關係」。新界鄉郊地區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於大陸建政後,接收了大量南來的農民。他們向新界原居民氏族租用田地耕種建屋,逐漸在原居民村落周邊形成眾多「非原居民農村」,並在六○至八○年代成為新界農業發展的主力。由於「非原居民」大部分屬佃農,雖然已落戶新界五、六十年,但在地區政治上一直從屬於由新界原居民控制的「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三級結構。

 

封鎖資訊掩飾真相

 

自八○年代起,處於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對本地農業發展放軟手腳,一方面以污染為理由取締本地禽畜養殖業,另一方面又縱容地主將菜田改為高污染的露天貨倉及劏車場等臨時用途。「非原居民農村」的農產業逐步被殺死,由新界原居民地主、地產商金主和政府組成的「土地開發同盟」開始千方百計逼遷「非原居民農村」,以騰出土地作開發之用。「規劃制度」就成了達至此目標的系統工具。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三區是最新一批被規劃和出賣的「非原居民農村」,之後排着隊的還有屯門的洪水橋、新田的牛潭尾、元朗唐人新村以及八鄉錦上路西鐵站一帶。

香港戰後的大規模開發,沿用「先剷平後發展」模式,蔑視在地居民的意願,無論是新界的新市鎮還是市區的重建項目,城市規劃師都是自上而下擬定發展策略,以數據模型計算人口、交通、產業、基礎設施等因素。完成規劃後,政府以公權力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舊產業,然後透過拍賣土地或自行發展落實計劃。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對發展主義比現在更迷信,推土機遇神殺神,殖民政府也省得弄什麼假諮詢,直接就按既定的安置或賠償程序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產業。近年因為流行「講民主」,雖然骨子裏土地開發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但在推土機進場拆屋前當局已習慣請顧問公司安排很多諮詢會和參與工作坊等等,幻想着居民會溫文爾雅地理性討論,令方案更「完美」。

 

然而,當局愈「真誠地」花數百萬元請顧問公司就一個由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諮詢居民,事情就顯得愈荒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明明專挑「非原居民農村」開刀,而且目中全無村民(見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封面),直到第三階段的諮詢文件,均沒有報告三區目前的人口、居住模式、土地使用模式和生產模式,偏偏政府就不斷要求將被逼遷的居民就新發展區該做什麼產業或公私營樓宇比例發表意見。情况就如劊子手行刑前「真誠地」諮詢死囚該如何處置其屍首。居民每在講一句話,都會被理解為「參與了」諮詢,令逼遷計劃變得更合法合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從二○○八年到今天,政府「真誠」了足足四年,直到八月十八日於粉嶺祥華村舉行的居民會, 「真誠」終於爆煲,居民一聲聲怒罵,撕開了對立的真相。

 

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話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中的「打鼓嶺∕坪輋」,由原居民控制的鄉事委員會七月在鄉委會大樓前舉行了一次盆菜宴,「慶祝」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即將落實。由於鄉委會一直壟斷了發展資訊,當區將被逼遷的「非原居民」一直對計劃內容不知情,還欣然赴會,結果在起筷前的鄉紳發言中才知道委員會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犧牲」了。此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盆菜宴被迫腰斬(莫非天有眼?),非原居民知道大禍臨頭,迅速召集各非原居民成立「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反對計劃。

 

政府外判「逼遷」

 

除了封鎖資訊以掩飾真相,另一區粉嶺北還出現更狠毒的「外判逼遷」招數。過去幾年,粉嶺北馬屎埔不時傳出地產商逼遷「非原居民農戶」的新聞。追本溯源,原來地產商在政府於九○年代尾放出發展消息後,陸續向原居民地主購入「非原居民農村」的土地囤積,等候計劃落實,仍居於農地上的「非原居民」遂成了地產商和政府角力的籌碼。政府過去幾年一路進行規劃諮詢,地產商就一路逼遷;直到最近,政府宣布東北發展改由政府先收購所有土地再拍賣,打爛了地產商囤積農地的如意算盤,地產商接連出口術抗議,還繼續逼遷馬屎埔村民。從九○年代尾至今,大半馬屎埔村村民已被逼走,餘下的也被地產商以律師信折磨至五癆七傷,進退維谷,擔心反對計劃會激怒地產商。不管最後政府會否屈服,回到「公私合營」模式,政府這套諮詢諮詢再諮詢的玩法,實質效果就是把安置∕賠償居民的責任,外判予發展商和地主,自己待到最後才進場收拾殘局。

 

在現今的反共社會氣氛下, 「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新聞標題一點即明。市民不明白的反而是八月十八日在粉嶺舉行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居民大會,村民為何這樣憤怒。有人問:為何不能慢慢的說,和官員「理性對話」?上面寫了這麼多,就是解釋。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面對的是持續經年的多重宰制:政府以規劃之名行殺村之實、原居民群體隨時出賣、地產商代政府以法律逼遷,更要命的是市民的不理解,主流輿論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等等。

 

批判理論指出,規劃是國家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空間條件。一個國家及地區的規劃制度,可說是掌握地區發展方向的關鍵,在香港,從殖民地時代至今,官方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一直由發展商和從屬的專業界壟斷席位。反過來說,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也應該包括對城市規劃制度的民主化鬥爭。觀乎北京的治港策略,當然有理由相信新界東北發展以及開放禁區計劃,背後包含了北京希望進一步在空間上控制香港,以及為中港兩地的資本家謀求資本出路的盤算。但是,民主鬥爭要突破的不單是「北京——特區政府」之於香港人這一重宰制,如今勇敢地站出來的東北三區「非原居民」,以血淚告訴大家,推倒「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也是為了掙脫囤積土地的地產商∕資本家之於香港市民、新界原居民之於非原居民的多重宰制。

 

不要令村民的呼喊再次被淹沒。香港要邁向民主,反民主的規劃,我們要學會撕破其「民主偽裝」,一個也不能讓它通過!這就是從灣仔利東街到石崗菜園村的抗爭中學到的功課。

 

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2012-08-26

[轉載] 新界原居民與土地正義聯盟

原文載於 嘉湖山莊博客
新界鄉郊地方向來是新界原居民的領地,無論是鄉事委員會,還是區議會,原居民都佔盡優勢,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兼備。

元朗區早於宋朝已有人聚居於錦田、屏山一帶,其後數百年間,內地移民陸續聚居在新田、八鄉、十八鄉、廈村一帶;元朗舊墟位於十八鄉、元朗站北面,於清朝建立。

十九世紀末,港英政府因戰略需要,避免外國勢力大舉進攻香港,要求滿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段及二百三十五個島嶼給港英政府,《有關拓展香港界址的條約》於1898年簽訂,有效期為九十九年,而被租借的地段則被稱為「新界」。

港英政府為方便統治,凡於1898年以前在新界居住的氏族皆屬於新界原居民,其後裔可享有原居民的權利。至於1898年或以後移居在新界居住的氏族,則只屬居民,與港九居民待遇相同。

港英政府管治新界原居民的方式與管治港九地區並不相同,成立多個理民府,早期新界原居民曾與英軍發生武裝衝突,而直至1950年代,新界土地仍以農地為主,當時元朗稻米佔香港農業市場一大比例。

新界原居民一向與港英政府關係不佳,經常為新界原居民的權益與政府發生衝突,早年更有「反英抗暴」的說法。新界鄉議局於1926年成立,由新界鄉村的代表組成,團結了以新界原居民為主導的鄉村士紳。

新界經歷三大轉捩點,第一是內地移民於國共內戰後湧入香港,聚居在香港多處,荃灣、元朗等新界地區人口急劇上升。政府為應付急劇人口增長,於1950年代將觀塘發展成衛星城市,將古代鹽場(官富場)轉化為住宅及工業區,其後計劃在荃灣、沙田及屯門三地發展成衛星城市。荃灣新市鎮是繼已歸入新九龍的觀塘後,首個設於新界的衛星城市──當時葵涌仍是荃灣的一部份,統稱荃灣新市鎮,原來荃灣沿岸的鹽田(即今鹹田街)、沙咀(即今沙咀道)和河道(即今大河道)已不復再,西面海岸也因填海而由海壩街西移至楊屋道,當時荃灣碼頭即現今如心廣場一帶,而葵涌於1960年代末由不毛之地轉變為貨櫃碼頭,其後發展成國際貨運中心,根本上改變了荃灣區的面貌。

人口增長和新市鎮的發展都為新界農業帶來巨大衝擊──新界在1950年代以前,農產品以稻米為主,但稻米收成期長,而且耗水量大,一旦遇上乾旱,極可能功虧一簣,農作物於1950年代起逐漸被收成期短、較不容易受天氣影響的蔬菜取代。

第二轉捩點在1970年代初期,總督麥理浩明白要治理香港,必須以香港整體出發,而過往政府治理港九與新界各有不同政策,於是推行多項政策改革。

在一連串改革中,首場直接針對新界原居民利益的角力於1970年發生,政府制定《修訂婚姻制度條例》,於7月10日經總督批准頒布,並於1971年10月7日起實施。這一重大事件終止了新界過往容許以民間通例制訂婚約的傳統,所有婚姻必須按照官方規定進行。

第二場角力則涉及新界原居民的住屋權利,新界小型屋宇(丁屋)政策於1972年實施,規限丁屋範圍,年滿十八歲的男丁一生可興建丁屋一次,但不可多於三層或高於二十七英尺、每層建築面積不可多於七百平方英尺。這一政策於2011年成為新界房屋僭建問題的爭拗點之一。
第三場角力則涉及土地用途,政府於1970年代擴大新市鎮的範圍,除了原有荃灣新市鎮外,沙田和屯門兩個新市鎮分別在這時期開始大規模動工,元朗、大埔和粉嶺-上水三大鄉郊市鎮也被納入新市鎮的範圍。地產商也對元朗區虎視眈眈,區內早期大型私人屋苑──錦綉花園和柏雨花園相繼於1970年代後期入伙,自此改變區內居住環境。
自此之後,新界原居民對香港政策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最後一個轉捩點發生於1980年代,經過多年磋商後,《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公佈,香港(包括新界)於1997年7月1日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那一日是自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來,最重要的日子。

一些新界原居民移民外國,雖已身處海外,但仍保留香港居留權,部份原居民更是地主,繼續在香港發揮影響力。而土地政策的改變也使以新界原居民為主的新界地主將原本屬農業用途的土地改建為商用設施,包括露天貨櫃場、機械廠、車廠、廢車場等,仍然務農的居民日漸減少,而且不少是在1950年代以後來港的移民。

英國民主化多年後,香港也於1980年代開始局部民主化,首先區議會於1985年起有直選議席,區域市政局也於1986年成立,立法局則於1991年起推行部份議席直選。

在這年代,政府公佈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計劃,天水圍大批土地被政府徵用,天水圍新市鎮在1992年啟用後,從屏山北選區劃出,按屋邨或屋苑劃分新選區;香港第二個工業邨──元朗工業邨也於1980年代後期啟用。

在這大前提下,新界原居民對政府決策影響力愈來愈小。可是,新界原居民對鄉村的影響仍然龐大,新界鄉議局委員和村代表仍然以新界原居民為主導,而且絕大部份是男性,貫徹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傳統,而他們備受政府重視。
也因如此,新界原居民在多個區議會佔有重大優勢,其中元朗區議會於成立以來,新界原居民至今仍有極大影響力,單是由鄉事委員會主席自動擔任的當然議席已有六席,以及六大鄉事區域的九個議席,可見新界原居民的影響力,佔本屆二十九席中的差不多一半,而在2008年以前,元朗區議席主席一直由新界原居民擔任,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戴權在元朗區議會成立以來出任主席,直至2000年屆滿為止,廈村原居民鄧兆棠也以委任議員身份,兩度當選主席,現任主席梁志祥則與原居民關係不俗;區域市政局於1999年12月31日被解散前,臨時區域市政局主席劉皇發也是屯門龍鼓灘原居民。

在過往區議會選舉中,新界原居民在元朗區八個鄉郊選區,即十八鄉北(M07)、十八鄉南(M08)、屏山北(M10)、廈村(M11)、新田(M28)、錦田(M29)、八鄉北(M30)、八鄉南(M31),都佔盡絕對優勢,而且清一色是男性,而屏山南(M09)因私人屋苑居民較多,與原居民打成均勢。在是次區議會選舉中,元朗區九個鄉郊選區有四名候選人自動當選,即十八鄉北沈豪傑、屏山北鄧慶業、廈村鄧家良和錦田鄧卓然。麥業成派系的甘天成(八鄉北)曾於上屆區議會選舉參選,但以低票落敗,由此可見,非原居民在這些選區幾乎沒有任何勝算可言;唯一例外的是屏山南,黃勝棠曾是自由黨成員,轉職區議員前曾是商人,與新界社團聯會的張木林一同競逐議席。十八鄉南選區雖有兩名候選人,即程振明和梁明堅,但那裏差不多所有選民都是鄉村居民,毫無驚喜。

土地正義聯盟是社會運動組織──社會運動組織與參政團體不同,勝算不是組織的最重要因素,反而以引發社會關注視為首位。
土地正義聯盟的介入,正好反映新界人面對長期失衡的情況:

1)新界原居民(尤其是男性)VS移民(以1898年起計)
2)權勢者(例如地主)VS無權力者
3)既得利益VS社會公義
4)鄉郊傳統VS普世價值

近年廣深港高速鐵路八鄉菜園村收地及搬遷問題、新界房屋僭建爭議等事件,都將這種失衡情況完全突顯出來。其他較少關注的元朗區土地問題還有新田新圍村非法骨灰龕場、十八鄉及錦田住宅項目、十八鄉南生圍及屏山豐樂圍擬建住宅涉及影響生態等。
聯盟三名成員深入不毛之地,以新界原居民固有價值不同的價值觀注入鄉郊社群,與南方民主同盟為少數族裔權益參選有異曲同工之感。

成員朱凱迪和馮汝竹是菜園村支援組的成員,於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中為居民抗爭,朱凱迪是區外人士,而馮汝竹雖是原居民,但其女性身份使她備受壓力。支援組在新界原居民和政府兩大勢力面前仍無懼打壓,堅持為以戰後移民為主的居民爭取應得權益,名副其實是以卵擊石,終使政府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讓步,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雖然高鐵工程已經進行,市民反對菜園村居民的聲音大大減弱,但菜園新村的規劃仍未能實踐,而新界原居民在劉皇發勸說後消極配合,使新村進度困難重重。

其他受高鐵工程影響的非原住村落還有八鄉大江埔村、新田攸潭美村等,影響至今仍是未知之數。
朱凱迪的對手分別是現任區議員鄧貴有,他是橫台山永寧里的現任居民代表,以及橫台山下新屋的前原居民代表鄧鎔耀;馮汝竹的對手則是現任區議員、上村現任原居民代表黎偉雄。兩名象徵非原居民、土地使用者、男女平等的社會運動人士,面對三名在八鄉有一定威望的新界原居民,勢必引發一連串惡鬥。

新田新圍村居民周振勤則面對另一故事──與大型商業機構周旋。

正如前段提及,一些新界原居民地主會將土地改建為商用設施,部份地主則將土地售予地產商。香港的知名地產發展商是名副其實的掠奪者,普遍缺乏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像一些跨國企業重視利潤之餘,也關注環保等議題,難怪網民有「李氏力場」等惡搞,而在元朗區的最大發展商,非新鴻基地產莫屬,並不比惡名昭彰的李氏家族好得多少。

元朗區本來大部份是農地,非常適合耕種或從事其他農業活動,但地主和發展商卻不視農業為第一產業,反而寧願將土地荒廢,也要囤積土地以等候不可知的利潤,1970年代後期的錦綉花園,1990年代的加州花園、加州豪園等,千禧年後的蝶翠峰、新時代廣場、六本木、原築等,以至興建中的錦田下高埔村住宅項目等都本來是農業用地。

新圍村非法骨灰龕場事件正好反映非原住村落居民對大型商業機構的抗爭。居民的對手並非一般商業機構,而是上市公司香港生命集團的附屬公司,雖然其市值已較高峰下跌99%,但新圍村並非原住村落,居民仍難以獨力抗爭。法院裁定骨灰龕場違規,是聖經故事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的結果。

新田的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雖然沒有錦田和八鄉那樣壁壘分明,但原居民仍長期佔有優勢,當中以新田文氏家族最為強大,許多原居民代表都是文氏族人,另一候選人文光明正是新田永平村文氏家族成員。
由於新田是落馬洲管制站所在地,而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是港深兩地唯一每天二十四小時運作的陸路口岸,因此不少物流公司在新田設置貨櫃場、停車場等,地主也樂意將其土地改建為利潤甚高的停車場,尤其以接近管制站的新田數目最多。這些基建和貨運設施不但使新田的土地無法還原為農地,重型貨車更威脅居民的安全。
居民若無法與大型商業機構周旋,其居住和作業的土地必定會被後者侵吞,其用途改變後,也不可逆轉過來。

土地正義聯盟面對的,不僅是新界土地規劃的問題,而更大的問題是,新界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佔有凌駕性的控制權,僅次於政府,而他們樂於與商業機構商討出售土地的問題,一般居民未必能夠知悉事件。
土地正義聯盟單是在興建菜園新村已備受阻撓,而區議會選舉不但涉及議席,而且關乎新界原居民的核心利益,新界原居民必定會作出更多阻撓。土地正義聯盟參選無疑是螳臂擋車,但中國已經在香港行使主權,而眾多螞蟻可以包圍大象,星星之火也可以使人關注新界土地的核心問題,新界原居民的特權應在此結束。

現代城市發展中弔詭之火

文/陳劍青

每當一場火的出現,都不只在訓練香港人辨認抽水政客的智力考驗,也是讓我們深思與面對現代城市與自然關係的契機 (或者危機)。若果根據殖民時代遺留至今的城市發展觀說起,戰後香港有關家的觀念並非沿自於中國農村在屋簷下飼養豬豕化成字後所組成的「家」,而是被詮釋為自1953年石峽尾大火與現代化公屋規劃兩字所合成的「灾」。明顯的,我們的現代城市發展軌跡與火災、消防及對火的意識互為影響是事實,甚至敏感得叫人懼怕;而事實上,我們對於城市發展、自然及政府管治之間互相關係的貧乏認知也相當明顯,這導致我們未能看出火災如何在構成在我們的城市環境管治及公共政策論述,往往只留下一股等待被牽動的恐懼。

  如城市地理學者哈維說過:「紐約城內根本沒有什麼是不自然的」,指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同時是一種自然演化的過程,我們不應再容許將自然之物排拒於城市以外的理解。而最大的問題是,不全面認識火,我們將會遠遠落後政府即將在花園街災後急速冒起新城市環境管制的政策,我們將手足無措,監察不知從何說起。

從原居民的一場虛火說起
  當然,要求慣於無火煮食的香港人在花園街火災事件之時關心追究縱火者及「易燃」排檔的整治以外那火與城市發展的關係,未免有點強人所難,或許近日鄉議局「火燒林鄭」抗議政府規管僭建一事會較易理解。
  需要註明,廿一世紀的原居民再不是「原住民」,他們與賽德克‧巴萊無關。自70年代殖民政府透過丁屋政策在他們的宗族與鄉情之間衍生出地產利益,這場原居民「現代化」的計劃,成功令整體原居民社會對自然環境與土地的出現異化,達到了當時殖民政府分化原居民的效果。自此,議事廳上不再說什麼鄉情風土,三五成群全都是有關開發與利益的私語,今天的「僭建風波」基本上也是在他們追求利益極大化之下的延續。充滿著理性經濟人(economic man)的影子,他們哪方面代表了傳統﹖
  因此,鏡頭前我們看到他們用鐵罐內的火,燒毀疑似是發展局長的紙札公仔,就是他們一種借傳統與自然之力象徵自己逝去身份的慣用技倆。他們需要火,以火象徵他們物理上的潛在自然力量(physicality)。火成為了抗議者的僅餘外衣,象徵著傳統的、與城市相異的自然邏輯,看似相當野蠻,其實是失卻傳統價值下的一種理性策略。他們清楚知道,沒有了傳統,原居民的身分再「無地自容」。
  事件有趣的地方,就是這種「玩火」的技倆一早被政府看穿。現在的原居民,哪會像他們刀耕火作的祖先懂得用真火﹖翌日,林鄭在電台節目中譏笑此火只是「影像暴力」,揭破了原居民傳統只是符號操作的底牌。
為何這樣容易被識穿﹖只因大家都是玩家。玩的意思,在於如何運用在任何意義上的火,如何游刃於自然與政治之間。保安局長李少光表示尊重市民表達不滿的權利,只是「如果你放火燒東西,這事情我們是不鼓勵的」,他繼續借著原居民對火的暴力建構,火這個虛構的自然符號一再被挪用。當然,以火作行動的規範也是不公允的,當年陶君行燒車軑及前日一男子在集會中燒了一張紙,便立即被捕,就可見政府看得出什麼是有基礎的實火,什麼是符號性的虛火。
弔詭的石峽尾大火
  的確,政府處理火的經驗多過原居民食米,根本無懼怕的條件。現代城市管治中,疾病、洪水與火災等是現代城市的大敵,現代城市那條理、理性、可預計及固定的特質與火那種難以掌握、飄動不定、易變、動態互相衝突,是現代政府管理的主要對象。但往往乏人問津的另一邊,則是火如何成為了伴隨著本土城市發展的共生體,即火的修辭、自然性質及社會使用如何融入在本土城市政策及走入日常生活當中。要掌握花園街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必須明白現代城市發展與自然既排斥又互相依賴的弔詭性。
  而香港歷史上最弔詭的一次大火發生在1953年的石峽尾木屋區,就算年頭那場南生圍的大火與年底這場花園街火災也無可比擬。在城市人類學者Alan Smart一本名為《石峽尾之神話》的著作裡,揭示了這場火與現代城市發展的弔詭性。書中他的提問是,為何一場石峽尾大火,會這麼自然地導致一次牽涉如此龐大規模的政府公屋政策﹖他翻查了1946年至1960之間所有有關火與木屋的官方文件,發現了許多殖民地政府在未發生石峽尾大火之前一些對於火與木屋的討論。其中一份當時屬「高度機密」的文件 (名為Fire Service—squatter area—Correspondence re: fire precautions to be adopted in),官員在回覆中想像了一場九龍城大火:「… 此等木屋完全是違法建築而且不受政府的法規保護。如果它們大規模被火燒,我們應該為受影響者提供支援安置,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火將會引發政治問題。」然後數個月,九龍城真的發生了一場大火。
  直到1952年的東頭村大火直到1953年的石峽尾大火,Alan Smart 揭示出一種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大火前盤算戰後要拓展九龍邊界的過程處理已經佔滿大部分官地的木屋區,以騰空有官地供應給發展及出售。火不僅被理解為是最有效、快速、低成本的「自然方法」處理滿天星斗的木屋建築,且是最有效及最技術的理由處理拆卸重置的問題。因此,石峽尾大火不是公屋安置政策自然而然的沿頭 (origins),而是殖民地已在等待機會推動公屋政策的催化劑(catalysis) 。自此,香港城市發展的神話就建構在一場「自然不過」的自然災害上,有關火的使用、挪用卻在公共討論中埋葬。於是,所謂城市發展不是物理上擴充的過程,而是政治現象的自然化及自然現象政治化的相互演進的過程。

地產發展與火相處之道
  回塑了殖民地的城市發展史,是否覺得與現時的情況有點類似﹖現時地產勢力管治的香港,與當時殖民政府覓地發展是否令人有一脈相承之感﹖
  地產作為一種現代化的發展行業,亦分享著現代城市發展的矛盾性,他既需要征服、馴化自然的空間成為能夠助其圖利的形式,如整治自然河道成為景致而又不會泛濫的環境;另一方面又需要借自然之力處理一些難以移動的人、物與記憶,而最快捷的方法,又是火。因此,縱火仍然是現代城市發展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它正是發展過程的必須。還記得年頭的將大半南生圍濕地燒光的縱火事件嗎﹖當中我聽過熟悉收地的新界鄉民說過如何縱火燒樹而不失其自然而然之傳聞——找貓或狗的屍體存放過半年,擺在要火燒的地方拋一根煙蒂就不用火水地燃燒,火警就會變得「沒有可疑」。
  於地產發展來說,排檔固然是需要整治的都市環境,構成了景觀阻礙的空間形式。現時,還有這些排檔的地方,如廣東道、花園街等,唐樓群仍是較大群的保存下來,可見排檔環境是保護著唐樓免於被急速重建的一扇屏風。就像60年前石峽尾大火解決了九龍土地開發的問題,這次花園街事件賦予了自然不過的理由,「易燃」的自然特質蓋過了排檔所有社區及生存價值,成為私人重建強拍的契機。其實縱不縱火的事實已經再不重要,反正火本身的民綷力量已經被挪用在整治這些地產發展的「阻礙」。但現時的狀況尤其糟糕,因地產邏輯根本不會理會安置的問題,而殖民政府則當本地人口是政治問題需要安置。我們就可以理解雖然板屋及排檔都是易燃之物,曾蔭權會立刻將問題歸咎於已經想取締以久的排檔,而迴避了意味著大規模公屋重置的板房問題。
  Alan Smart 書末也發現,石峽尾大火根本沒有解決往後木屋區火災的問題,只是處理了其土地供應的開發需要,因其終極關懷,畢竟不是人的生活。如果火的理解長期被政治力量自然化,如生態政治學者所云,將自然現象的重新政治化(re-politicizing the nature)會否是我們了解每場大火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