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民坊送大蛋糕 文: 鄒崇銘

信報財經新聞 2014-03-03
A21 | 時事評論 | 文: 鄒崇銘

裕民坊送大蛋糕 市建局「深得人」

2014 年初春,迎來了市建局歴來最大的重建項目──裕民坊進行單一招標,未談條件便先向發展商送一個大蛋糕──自行斥資17 億元興建平台,以支持1700 個單位的住宅項目,即平均每個單位先送100萬元聘禮!而市建局此舉的理由也真夠特別,竟然是為確保平台的建築質素──大概以後所有餅店都要自己養雞,然後生雞蛋,確保蛋糕的質素是也!

真不能說是日光之下無新事,繼大受歡迎的張震遠告老還鄉之際,又迎來了出手更闊綽的蘇慶和,市建局自然是深慶得人,而普羅市民當然亦「深㷫得人」。須知有能力承擔如此巨型項目的發展商,在香港「五隻手指都用唔晒」,根本不用招標已可猜知誰會中標!超級財團投標之餘還可大啖蛋糕,而舊區街坊貧無立錐之餘,亦只能遙望2 萬元一呎的天價豪宅而輕歎。

觀乎現時的重建項目只提供商品化房屋及向豪宅化發展,根本沒有興建任何對應基層市民的房屋。本身向上流動性不高的基層市民根本無法受惠於市區重建,而其居住空間更是一點一點地在重建過程中被壓縮。故此,當我們討論基層住屋的問題為何在近年愈見困難時,甚至劏房不只在唐樓出現,而擴展至工廠大廈,市區重建絕對是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因素。同時,這亦叫人明白為什麼政府眼中的市區重建的成果,成為了小市民眼中的惡果。

在此筆者倒想把關注焦點,放在那形狀恍如超級大蛋糕的平台。假如港鐵上蓋以屏風樓而聞名於世,則市建局的蛋糕樓亦不遑多讓。雖知市區舊樓唐樓大多只有五、六層,但一經市建局收購重建,便不但樓高突然提升十倍,地面數層更會變身商場、停車場平台,比四周的舊樓唐樓還要高:早年土發公司的旺角朗豪坊,已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典型例子;而其後的荃灣七街╱萬景峯更是蛋糕+屏風的樣版;由囍帖街化身成的囍歡里就更不用說,驟眼看以為是一條人性化的步行街,實際上是兩條棺材型的「蛋卷樓」。
在市建局的構想圖中,裕民坊的蛋糕平台除了容納巴士總站和社區設施外,還會提供開放給公眾使用的公共休憩空間。或許它是仿效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入口卻永遠只會置於公眾找不到的地方,並且永遠只會讓上蓋豪宅的居民能找到!這種形同把公共空間轉贈私人的做法,其實同樣是在大慷納稅人之慨,雖多年來已一直廣為人所詬病,卻還可以理直氣壯地繼續在裕民坊重現。

不過,個人覺得像裕民坊這種蛋糕平台,最大的缺失仍在於對城市生命線的破壞。任何曾路經裕民坊的市民都知道,這裏原保存了星羅棋布的橫街窄巷,不但令整個社區四通八達,居民出入暢通無阻,而且街頭巷尾總隱藏着各種小趣味,這些看似微細的社區空間布局,正是香港城市的最重要資產之一。套用建築大師嚴迅奇的話,它們像是無數小口袋般的公共空間,總能為市民帶來不斷的驚喜。
相比之下,待日後蛋糕平台落成之後,整個裕民坊的生命線便完全被切斷。設想居民日後從觀塘地鐵站出來,便必定會直接被送到密蔽的行人天橋,然後輸送進蛋糕平台的心臟──即那種由千篇一律連鎖店組成的商場。日後蛋糕平台固然亦會容納街市設施,但毋須建築師解說,我們全都早已知道,那必然亦會放在最隱蔽最難找的角落。

Jane Jacobs 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1961)一書中,對這種現代主義的規劃建築模式,進行了歷來最徹底的批判,就連王于漸的新書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2013),亦對她推崇備至(當然筆者是否認同王氏對Jacobs 的解讀,又另作別論,詳見拙作《以銀為本:7 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2014))。在Jacobs 看來,現代建築標誌着人類能戰勝並複製大自然、人定勝天及捨我其誰的啟蒙精神。但作為規劃建築門外漢的她卻一語道破:這些只是專家們一廂情願的幻想,完全漠視了城市使用者、社區居民自下而上的聲音。

對Jacobs 來說,規劃不能從專家的空想出發,而是必須先從用家的需要出發;她所推崇備至的狹窄人行道和街巷網絡,正是社區居民最樂於使用的公共空間。這裏沒有僵化劃分、功能單一的公共空間,沒有什麼專用的綠化帶,樹木只會點綴在街道的兩旁。但這裏卻是居民集體創造的共同空間,承載着城市生活開放流動的可能性。在五十多年之後的香港,Jacobs的簡單夢想看來仍是遙不可及。
影子長策會成員
鄒崇銘

A21002.1

囍滙埋藏着的大金礦 文: 鄒崇銘

信報財經新聞 2013-12-30
A18 | 時事評論 |文: 鄒崇銘

囍滙埋藏着的大金礦

香港整體社會經濟向地產嚴重傾斜,除涉及發展商的巨大力場外,還涉及香港多少階層、行業和機構的共同參與,致令這個如癌症般的社會經濟毒瘤可以不斷蔓延擴散出去。

就以近日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囍滙來說,近日市建局和發展商已聯手賣出近千個單位,瞬間套現多達近百億元。從過去數周的報道可見,這些實用呎價接近 25000 元的豪宅單位,爭相入場的主要不是一眾急於置業安居的中產,而是那些連掃十幾個單位的專業投資者,又或是城中名人、影視紅星諸如此類。然則政府不斷強調要 增加房屋供應,到底又是為了解決香港市民的居住需要,抑或是應付投資以至投機獲利的需要呢?

自2010 年起,市建局定期向立法會滙報已完成的重建項目的財務狀況,我們透過這些公開資料可大概了解市區重建的豐厚利潤。這同時亦不禁令人質疑,市建局以公權力進 行收地的重建項目,其公眾利益在哪裏?如果市區重建的目標是改善市民居住的環境,那麼這些重建項目又為基層住戶做了什麼?

在市區重建密集的區域,舊式樓宇在重建過程中被大規模清拆,完全可以想像,將對當區基層市民的住屋供應做成影響。現時基層住戶租住劏房所集中的舊區,正好 亦是市建局和發展商埋手收購的地區。如果重建後的樓房類型,並不對應這些居民可負擔的房屋,而政府又沒有相應的房屋供應措施,顯然便是在製造長遠的住屋問 題。當局完全忽略舊區樓宇的社會功能,以及其在基層住屋的供應中的調節作用。

觀乎現時的重建項目只提供商品化房屋及向豪宅化發展,根本沒有興建任何對應基層市民的房屋。本身向上流動性不高的基層市民根本無法受惠於市區重建,而其居 住空間更是一點一點地在重建過程中被壓縮。故此,當我們討論基層住屋的問題為何在近年愈見困難時,甚至劏房不只在唐樓出現,而擴展至工廠大廈,市區重建絕 對是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因素。同時,這亦叫人明白為什麼政府眼中的市區重建成果,成為了小市民眼中的惡果。

事實上,無論是港鐵、市建局以至房協等公營或半官方機構,均可在非商品化、甚至是非牟利房屋供應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目前截然二分的公營房屋和私營市 場以外,提供更多元、創新和均衡的另類房屋想像。如此政府和房委會可專注於提供基層住屋,解決低下階層的基本居住權問題;港鐵、市建局以至房協,則可針對 青年及首次置業人士的需求,提供既照顧用家的負擔能力、亦具成本效益的新型房屋。更重要的是,由公營機構提供的另類房屋穩定供應,將能有序吸納部分中產買 家的需求,有助紓緩短期樓市供不應求的局面。即使《長遠房屋策略》建議的四成私人住宅比例再縮減,亦不會刺激市場預期和構成炒賣理由。

我在數周前曾在本欄提及,假如港鐵能推動新的另類租住房屋項目,一方面將可為香港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置業以外的另類房屋選擇;另一方面,同時亦可為香港的普 羅投資者提供一種相當穩健和可靠的嶄新投資工具;而且亦可令港鐵長線的成本收益結構更趨穩固,業務組合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潛力。「由港人投資,給港人居 住」,租住房屋無論從經濟以至政治的效益來說,均是一個尚待挖掘的政策「大金礦」。

假如另類租住房屋項目,能通過港鐵作為上市公司的嚴格財務要求,則對市建局等其他承擔房屋功能的公營機構來說,就更是甚為值得研究的「年期匹配」策略。通 過把不具備可持續性的住宅出售項目,逐步轉型為另類租住房屋項目,市建局將可取得穩定和可持續的租金收入來源,並以此作為多元化市區更新策略的資金,推動 各種復修、保育和活化項目。毋須一味只靠毁人家園,來維持一己的生存價值。

影子長策會

鄒崇銘

A18003.1

市區重建:反田生反強拍 捍衛居住權

九七後的香港,有關住屋的法例皆向「以大欺小」的方向發展。○四年修訂的租務條例,大幅削弱租戶抗拒迫遷的權利,一面倒傾向業主;而統稱「強拍條例」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則協助大財團欺負小業主和租客。強拍門檻自二○一○年四月調低至八成以來,像田生這樣的收樓公司在各區遍地開花,如相中銅鑼灣歌頓道的景像不斷出現:好好的房子被拆卸、好好的社區被瓦解、好好的街舖網絡被撕裂,這些都消失後,換來的卻是門衛森嚴的豪宅和商廈。圖中這條街,分別被田生和長實收購,將合併發展商場和住宅。 (柏齊攝)
1. 簡介你的組織和正在推動的工作:
政府於二○一○年降低「強拍條例」的申請門檻至八成業權,私營重建立即急劇加速,大量舊區居民、商戶面對迫遷。當局對樓宇收購手法缺乏監管,小業主不時被收購商惡意滋擾,最終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出賣物業。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為此成立,主要工作為監察收樓手法,為舊區業主提供權益資訊及個案協助。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 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