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未完成的計劃

文 黃宇軒、鄧鍵一、陳劍青

「未完成的計劃」,是德國 哲學家哈伯瑪斯對現代性的形容。許多論者都提到在城市發展的層面,現代性展現出來的就是不斷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反覆與過去和陳舊事物割裂開來。如果依循這種看法,把新界形容為「未完成的計劃」,可說非常貼切;新界彷彿總是在不斷變動的狀態,永遠都未完成,而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就因而容易過時。

20多年前,鄭宇碩教授編輯了題為《變遷中的新界》的小書,當中提及認識新界的迫切性。當時,他們關注到由於「新界前途問題」懸而未決,它作為租借地的特性可能令新界面臨天翻地覆的轉變。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被處理,迫切地希望認識新界的短暫光輝也彷彿嘎然而止,反而伴隨香港急凍於八○年代,然後50年不變。

理解框框忽略轉變

去年,在一場關於「想像新界」的講座,講者梁啟智問在場學生,談到新界即時會想到什麼。答案不外乎「新市鎮」、「原居民」、「郊野公園」等。假如回到十年、二十年前問香港人同樣問題,很可能也是類似答案。一個個標準答案一般的「新界關鍵詞」,可說是理解新界的基本框框,同時局限了進一步認識新界的範圍,忽略了它的外在內在轉變。

今時今日,單單天水圍 一個地區已經足以成為幾齣港產電影的題材,可以有「日與夜」和「夜與霧」,細膩含蓄的母子關係與跨境婚姻及倫常慘劇同樣寫實,再說新市鎮為紓緩市區人口擠迫的老派套路已經單薄如紙。同樣,以前在新界著述中完全缺席的「非原居民」,他們的生活與歷史近年漸漸被「發現」;而要再談原居民,就不得不把它與非原居民的互動寫上一定篇幅。上月,《鏗鏘集》(1月31日)以「走了樣的丁屋」為主題,揭示小型屋宇在近年急速轉變為大型低密度發展項目,也說明了我們對新界的想像和知識,在現實中「走樣」的速度很快。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描畫新界更複合與多元的圖像。

破除想像的邊界﹕腹地之外

近日,「珠三角 灣區跨境行動計劃」橫空出世,讓一些香港人驚訝珠三角融合的藍圖與論述,對香港的切實影響,以新界土地在這種力量之下首當其衝,其實還是貫徹了前後殖民時期,新界被視為「腹地」(hinterland)的特質。而這種特質就體現於新界大片土地往往被用來滿足特定時空下的宏大政治策略。

從殖民政府所劃下的禁區作為與中國內地的軍事緩衝,建設集水區企圖促成香港的供水自主(郊野公園應運而生),讓非原居民種植菜蔬減低糧食依賴,到形形式式與原居民的管治協商,都受宏觀的中英互動地緣考量規範。後九七的今天談的不再是地緣政治,兩國互動變成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灣區規劃座落的背景是「大珠三角洲城鎮群」的概念。

腹地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它的彈性,在不同時空服務當時的權力需要,隨著最宏大的政治藍圖改變,新界面臨的變遷也改頭換面(下一次的文章,我們將更深入分析「變遷」的彈性)。

腹地沒有固定的內涵,但人們對它的想像往往並不流動,有關新界的主流想像也徘徊在兩個極端﹕第一是把新界視為一個盛載「鄉郊」的空間和地域,而由此進一步延伸至「自然」、「環境」、「原初」(primitive)、傳統等,換句話說,即是把新界想像為區隔的空間,有什麼與後工業城市抗衡的想像,就統統塞進去「新界」之中。第二種想像,則把「新界」看成是發展和城市化急促變動的前沿。這種想像由來已久,可說是緊密伴隨著新市鎮發展的歷史而成。近年新市鎮與新地產項目所建造的大型屋苑與商場(如YOHO TOWN),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等同「新界」。相對於第一種,第二種想像恰恰相反,否定「新界」那似有還無的特殊性,把新界空間都視為有待「變成」新市鎮或「新城市」的地方,因此所有僅有的特殊性都不過在等待消失。

剖析這兩種想像與上述的融合規劃如何緊扣,無疑是重要的課題,不過我們更希望周旋於這兩種主要構成新界想像的論述之間,發掘其他更複雜更真實卻另類的可能。不論是鄉郊或前沿想像,都讓新界作為香港人想像中的城市腹地的現狀(status quo)整體得以維持。這系列文章的宗旨就是從最基本的新界現狀發問,作為超越現有想像、建立另一套新界知識的出發點。

地方知識互動

以往當我們談及新界與「地方知識」時,大多只指向有關新界傳統的知識、是「新界人」的特有認知,言下之意是對新界的理解有一套正典,即使不是原居民,也至少在新界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習得。這系列關於新界的文章,特別希望超越這種正典和教科書的新界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近年以其他方式親身、第一手介入新界空間,並從中衍生出來的另類「地方知識」。舉例來說,近數年針對樓價上升,大量地產公司開始以較低價的新界丁屋作招徠,在周末辦「丁屋睇樓團」,電視台的樓盤節目也以大量篇幅打造所謂「村屋生活」的優美圖像。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沒有實際遷進新界居住的人,也會對新界政治有了片段式的、日常生活式的理解。例如,近日菜園村搬村時遇上的路權費問題,就涉及了一籃子的地方知識,而對「路權」有相關體會和經驗的,就不只是「新界人」和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人,地產代理、法律界、參與周末睇樓的大眾、學者都會共同建構有關新界的知識,這個系列的「方法學」,就是讓這些「地方知識」交錯碰撞。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述說對新界的新體會和把相關知識普及化,落手落腳參與城市社會運動的群體功不可沒。有關新界空間的社會運動,把許多人也拉進介入新界的實踐。當郊遊遠足的群體自發轉化成組織者,策劃行動和研究,參與保衛大浪西灣,當攝影發燒友協助通報南生圍被破壞的狀况並發起聯署,有關新界的知識由此展開了跨界別的互動。以大浪西灣與南生圍為例,環保團體、媒體、自發的郊遊人士、政黨、都市社會運動的長期參與者、在地居民交流之下,原來並不特別針對新界的單位,都因此協作而產生對新界的一套說法。如果這種連結還是太常規化,在其他非原居民村落則漸漸出現了更繁複的知識交流﹕例如在粉嶺 北部的馬屎埔村,年輕的社運參與者、長期研究有機耕作的農夫、喜好天然手作的業餘藝術家、在地村民和農夫、社福機構等,因為針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社會運動而作了多重的知識交流。有關新界的理解,在社會運動中出現了跨界的繁衍。

與此同時,在學術和公共討論範疇裏,也出現了對新界的新穎介入。有別於集中討論鄉村風俗和租借地的殖民時代範式,一些創新的關於新界的論述開始出現。其中浸會大學 地理系鄧永成教授及他的學生撰寫了關於「沙田 價值」的文章,把香港身分認同發展的軌迹,與新界的變化接枝,就是很創新的示範,這系列也是抱著這種精神去思考其他香港文化的問題,寫出一些足以改變香港故事的新界敘事。另外,在香港研究的話題作《本土論述》(2009輯)中,規劃師杜立基勾勒了郊野公園歷史和殖民政治的互動,而朱凱迪也書寫了大埔 差館山的政治地理,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院學者,但這些實踐型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新界研究的圖像。

今日再討論新界,可能仍然是「新市鎮」、「原居民」、「鄉議局 」等關鍵詞。但是,今天它們的涵義,討論的闊度和深度,應該與二三十年前的新界想像差天共地。近年在英國 出現了一個名為This Is Not A Gateway的組織,廣集多元化的城市思考,抗衡把城市想像單一化的規劃趨勢與知識傳播。與這種精神相若,否想新界的目的是要為新界說一聲,this is not a hinterland。

 

歷史、勢力與利益:初探新界的鄉村選舉

文/ 一蚊健 (原文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村代表選舉、勢力與暴力

  • 村代表選舉前座駕遭毀容(東方日報2010年12月4日)
  • 村選百人晒馬名噪一時(東方日報2010年11月21日)
  • 清晨連焚四車票站外圖滋事 村代選舉黑漢聚眾叫囂(星島日報07年1月21日)
  • 新界四村村選PTU布防 票站屯重兵警反晒馬(太陽報07年1月15日)
  • 99 年屏山村選200 黑幫曬馬(明報07年1月7日)
  • 鄉村選舉爆電話恐嚇 惡人:「唔好參選否則後果自負」(太陽報06年12月19日)
  • 十八鄉兩候選人涉賄選拘41人 六成村代表被捕選舉腰斬(明報03年9月16日)
  • 十八鄉委選舉演變暴力事件 村長寓所 被擲燃燒彈(成報03年9月2日)
  • 屏山票站百人晒馬(商報03年8月18日)

隨意在Wisenews搜尋村代表選舉的報章報導,不難發現以上標題。當我們想像香港的政治選舉尚算公平公開公正,原來村代表選舉衍生的負面新聞,例如買票、賄選、打鬥、滋事,常見得很。當然,報導來得快去得快,而且篇幅和影響範圍有限,城市人鮮會記起。

雖然如此,當這些事情不是個別事件(至少連續三屆出現),我們要思考,為何村代表選舉這麼重要,以至這麼多人為一個議席而賄選,甚至動粗?本文將簡述村代表選舉由來、發展,以至一些爭議。

租借香港,不干預傳統習俗

1898年,滿清政府簽署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政府租借了一幅大鵬灣及深圳灣以南,連著九龍的一片土地,以及附近的島嶼,共99年。這片土 地遂稱為新界。新界居民跟英軍打了一場六天戰爭以後,殖民政府很快建立警署,把新界分設行政區、把土地擁有權由永業權變成承租權,把新界原住民由華籍轉為 英藉,以建立統治權威。

在日常生活上,殖民政府盡量不干預本地風俗習慣。大清律例和殖民政府法例並存,並確立於1910年實行的《新界條例》(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土地和屋宇買賣由鄉村的長老士紳監督,村民可自行交易,除非政府以公眾目的為由徵收土地。這同時確立新界和港島九龍實行兩套不同制 度。

二戰前的地方行政架構:理民府、鄉議局

在1960年代之前,理民府是新界行政的負責機構,職能包羅萬有,包括處理地政、社會福利、蒐集政治情報,調解及仲裁等,職級相當於朝廷的七品官。 不少居民稱理民府官為「父母官」。理民府官與地區領袖經常交往,以調查問題和處理地方事務。據本地史學者Freedman引述,客家人較本地人更願意與理 民官溝通,認為理民官較鄉紳公道。至於鄉議局,則在1926年成立,成立原意是反對當新界農地轉為屋地時要補地價,及後擴展為推動鄉村福祉和向政府反映鄉 民疾苦等,由各區鄉紳互相推舉代表。

二戰催生了鄉事會

二次大戰結束,是新界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轉捩點。現代的鄉事制度也由那時慢慢演變而成。二戰時期,日軍成立維持會,建立地區代表制度,在不同區域 挑選領袖(通常是鄉紳),處理政府和當地人的關係,防止反日行為。和平後,殖民政府沿用這種制度,把新界分為27個行政區,每區設立一個鄉事委員會,每村 選出一至兩個村代表。各區成立鄉事會的時間不同(由1946至1960年),選舉方法也不同,當中有些是由已存在的地區團體演變而成。村代表選舉在 2003年成為法例,列明「新界區內在1898年時已存在的原居鄉村(包括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以及現有村落(現有鄉村),當中凡屬在1999年 (該年舉行了該條例生效前的最後一輪村代表選舉)已經設有村代表制度者,會獲安排舉行村代表選舉」http://www.legco.gov.hk /yr09-10/chinese/panels/ha/papers/ha1211cb2-474-2-c.pdf。早在1950年代,當時的政務專員 已肯定鄉事會的功能,不只是民意的代言人,更能平息地方氏族和家庭爭議,是行政架構和人民的橋樑。

親政府、親發展的鄉事派抬頭

1957至1959年,政府介入鄉議局選舉的鬥爭,扶植親政府和支持發展,以陳日新、何傳耀和張人龍等為首的「荃灣派」,打擊傳統大族,反對發展, 以彭富華等為首的「元朗派」。最後,政府在缺乏討論之下,半個月內迅速通過《1959年鄉議局法案》,包括鄉議局組織以1) 各區鄉委會主席和副主席為議員;2) 元朗、大埔及南約各選地方一定數量賢達成為議員,但並無職守,等等。直至現在,鄉議局是新界約700條鄉村的諮詢及協商的法定組織。而荃灣派上場,開了日 後發展新界的綠燈。陳日新在六七暴動後也表示,鄉議局支持港府維香港的和平,法律和治安。

徵收土地自此成了原居民和政府角力的重要場域。前理民官James Hayes指出,在1950年代之前,村民多用以地換地解決政府發展土地需要。到了1960年,原居民轉為收取現金,而政府為減低其現金支出,才將其中部 份的收地賠償,以換地權益書來代替。(這也導致地產商趁勢收集權益書囤地。)期間,理民官一直居中處理鄉民需要,安撫不滿。

發展新界,村代表得益

James Hayes認為隨著新界行政制度在1960年代改變,理民府的角色減低,其職責也漸漸分散至地政、房屋、福利等部門,連帶鄉事委員的身份的下降,因為新的 民政署把精力集中在都市管理。原居民也認為地位被漸漸削弱。學者James Watson和Chau Lam-yan、劉兆佳不同意這觀點。他們認為鄉議局和鄉事會仍有影響力。他們指出,如果村民不能參與鄉村政治架構,就不能事先知道發展計劃,商討賠償, 以至其他關於新界的政策。地產商要在新界發展,一定要「拜會地區有勢力人士,俾D疏通」。同樣,政府也可透過這些機制控制鄉村領袖,進而控制村民。

殖民地官員有意強化原居民風水習俗。當有宗教儀式,或者傳統戲劇表演,地方領袖必定邀請政府官員當嘉賓。每每需要搬移祖墳,修橋補路,和變動自然環境之際,民政主任也會跟地方領袖商討補償,款項當然是公帑吧(註一)。

城鄉制度融合,鄉議架構現階梯

前文描述戰後人口急劇增長,加上都市化和現代化,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土地,滿足城市人和南來移民的居住需求,同時籠絡支持政府的鄉事派系,穩定社會。 而六七十年代,也是陳日新主政的鄉議局形勢大好的時期,例如實施丁屋政策,鄉議局有份參與訂立收地補償數目等。七十年代末期,配以官僚系統擴張,市區和新 界的政治制度逐步看齊。

1977年,地區諮詢委員會成立,鄉事會主席為核心成員;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誕生,鄉事會主席成為當然議員;1985年,第一屆區域市政局成 立,鄉議局三名正副主席也是當然議員。在鄉事派眼中,這全部是收起鄉議局和鄉事會職權的舉措。政府建議成立這些組織成立之初,他們通通表示疑慮,甚至反 對,恐怕會干涉鄉事會工作。結果,區諮會要訂明不會抵觸鄉事會;政府成立區域市政局,而並非把市政局擴展至新界,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保留鄉議局當然議席;本 來尤德不打算在立法局設立鄉議局議席,不論選舉團或者功能組別,引起鄉議局多番反對、抗議,有鄉事會主席又退回勳章,最後政府在1988年答應委任鄉議局 代表入立法局。隨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鄉議局也佔了一部份席位。自此之後,本地政治建立了「村代表-鄉事會-鄉議局-區議會及區域市政局-立法會-特 首選舉」的階梯。劉皇發和林偉強就逐步爬上階梯的高點。

鄉事派未失勢,抓著議會和土地特權

自1995年起,各區鄉事委員會陸續開放選舉,容許一人一票。在新界,選舉多以村落劃界,在離島,選舉就不盡相同。文首提及,村代表選舉前後,總有 打鬥或賄選的新聞。歸根究底,是村代表(特別是原居民代表)可以從中得到地位和利益。終審法院在雙村長制的判決列出了村代表的功能:

一、幫助證明村民的原居民身份,用以申請丁屋(註二);
二、安排原居民獲得寬免差餉和扣減地租;
三、安排下葬原居民葬地及為此作證;
四、根據新界條例,為村民申請屋宇承繼作證;
五、證明原居民後裔身份,及幫助他們申請香港身份證;
六、與村民和不同政府部門(尤其是民政處和地政處)聯繫,包括:1) 申請丁屋;2) 搬村、清理發展和收回土地;3) 把村民的關注和投訴傳達給政府部門;4) 傳達政府政策和通知給村民。

至於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的分別,在於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而這些權益又離不開利益(註三)。這些利益,遠多於每 年8,000元的津貼。例如,要證明原居民的身分,並不需要族譜證明,只需村代表簽名作實。因此,曾經有村代表要收錢才簽名,讓申請人可以興建丁屋,以及 替家屬申請原居民葬地。廉署曾於2002年揭發貪污案件,牽涉村代表收受賄款,替非原居民取得原居民身份,得到丁權,又向元朗地政處職員行賄,以期批准興 建丁屋。高鐵事件衍生的一連串爭議,包括走線繞過原居民村落,即使工程破壞了原居民地方,或者文化,政府也會補償。八鄉甲龍村建風水橋事件更證明,鄉事會 主席很大嫌疑借高鐵破壞龍脈為名,要公帑補償建橋,目的是幫助發展他已購買的土地。

1980年代末之後,城鄉爭拗轉而自傳統經濟和習俗,包括收緊畜牧業經營條件、容許原居民女性承繼土地物業、以及容許非原居民參與村代表選舉(註 四)。那時鄉民大力反對。雙村長制推行,更導致鄉紳分裂。爭拗之時,鄉民齊聲反對改變,因為氏族和傳統習俗會因此消失。回頭看來,他們似乎有點過慮。有些 鄉村的居民代表其實也是原居民,有些原居民也成功當選區議會,親中的社團和政黨也跟村代表友好,並參與兩者的活動,形成穩固的聯盟。今天有鄉事派晉身行政 會議,更突顯發展新界,與內地合作的重要性。

無人敢觸碰的炸彈

下月一連四個星期天舉行村代表選舉。今次選舉之所以矚目,除了與連串土地抗爭拉上關係外,還有現任屯門龍鼓灘村村代表,屯門區議會主席,鄉議局主 席,立法會鄉議區功能界別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又稱「新界王」的劉皇發在村代表選舉提名期最後一天參選,而且是五十年來首次出現競爭!當然,今屆同時有百 多個村代表和居民代表議席沒人參選,有不少則是自動當選。然而,這絕不代表村選不重要,單看村代表爭執,證明這個位置的潛在特權和利益之多。(註五)這種 特權和利益,市區人越來越費解和討厭。最常聽的兩個問題是:為何原居民生了兒子便可有丁屋(縱使今天那條隊長得很)?為何發展新界,犧牲的一定是非原居 民?然而,每每政府想改變一點點,結果也遭來死硬派原居民反彈,要捍衛傳統,有些就利用傳統找著數。最棘手的丁屋問題,政府和鄉事領導也不敢認真觸碰。

「一港兩制」何時了?

本文嘗試藉村代表選舉的發展,勾勒本地政治轉變。殖民政府尊重本地風俗,除了把土地變成皇家地,其他東西沒有特意改變,研究新界史的劉潤和稱之為 「一港兩制」。直至戰後,新界既成了緩衝地,又成了發展地,政府拉攏鄉紳領袖支持政府,透過鄉事會和鄉議局間接管治,同時強化新界制度,漸漸被視為特權。 鄉村末落,鄉事會的社會功能(例如提供福利、教育)被地區議會和政府部門取代,但仍手執關於土地使用的權,並轉成天文數字的利益。再加上政權轉移,鄉紳派 靠攏北京和親中團體。村代表在支持發展和政治取向相當一致(至少他們經常舉辦和出席賀國慶活動,又鮮有與環保團體合作)。政府邀請劉皇發入行政會議,更顯 得政府倒過來需要鄉事派協助推動政策。結果,「一港兩制」就留存之今。James Hayes和劉潤和都表示要解決這難題,可以嘗試從原居民有學識,而且習慣於大眾環境成長的下一代入手。他們估計年青的會較容易協商,較容易尋找出路。問 題是,筆者到此刻在媒體報導看到的,多數都是年長的一群。年輕的,好像看不到較vocal的。筆者認識一些中生代的村民,他們曾經想闖關選鄉事會,有幾位 失敗,有幾位做了一屆就不做,因為根本不能在體制內做點事。期待新一屆坪洲鄉事會,會否帶來一點衝擊。

註一:想多看關於風水和本地政治的關係,可參看此書(連結在此):
Wastson, Rubie S. and James L. Watson. 2008. “Geomancy, Politics, and Colonial Encunters in Hong Kong.” Pp. 205-233 in On the Margins of Religion, edited by Frances Pine and Joao de Pina-Cabral. Oxford: Berghahn Books.

圖片來源見此

註二:簡單來說,任何原居村民擁有的農村土地及丁屋地,倘在1984年6月30日由該原居村民持有,並在該日後 由他們或其父系合法繼承人繼續持有該等地段,均可獲豁免就這些物業繳交新地租(即應課差餉租值3%),而只須繳交原本的舊地租。此外,在1984年6月 30日之後獲發丁屋地批約,或獲發遷置屋宇批約的原居村民,只要這些物業權益繼續由該原居村民或其父系合法繼承人持有,亦可獲豁免繳交新地租。原居村民可 向有關地區地政處提出申請豁免新地租。未提出申請或申請不獲批准的有關人士需繳納新地租。(詳見政府文件

註三:原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村內原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以及處理一切與該村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及傳統 生活方式有關的事務。現有鄉村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村內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而該條例第 61條訂明,村代表會自動成為其鄉村所在地區的鄉事委員會的委員。(詳見此立法會文件

註四:1987年,立法局通過了動物廢料處理(修訂)條例草案,訂立更嚴謹的畜牧業經營準則,鄉民又必須添置更 嚴格的污水和糞便處理設施,鄉民認為經營成本勢必大幅上升,也指政府藉此打擊畜牧業。1990年訂立人權法,表明男女平等,牽起原居民女性能否繼承遺產的 問題,原居民男性大力抨擊,堅持要「保鄉衛族」。最後,立法局在1994年通過條例,規定除祖堂物業外,新界原居民不分男女都可享有土地物業承繼權。

註五:由於鄉村幅員廣闊,村民年紀漸大但教育水平低,看重人情和關係,往往投票給親友,或者曾經幫過自己的人,鮮憑政綱投票,如果遇上選區人數少,自動當選乃常見現象,外來者難以競爭。

參考文章:

  • 黃鉅鴻,1983年,〈新市鎮建設與政府行政改革〉,載《變遷中的新界》,鄭宇碩編,61至72頁,香港:香港大學出版印務。
  • 劉潤和,1999年,《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黃文江,2010年,〈簡述理民府官〉,載《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劉智鵬編,64至70頁,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Chan, Selina Ching. 2003. “Memory Making, Identity Building: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China Information 17(1): 66-91.
  • Chau, Lam-yau and Siu-kai Lau. 1982. “Development, Colonial Rule,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in a Chinese Village in Hong Kong.” Human Organization, 41(2): 139-146.
  • Cheung, Yat-fung. 2004.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Politic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 Phil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iu, Stephen W. K. and Ho-fung Hung. 1997. The Colonial State and Rural Prote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5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ayes, James. 2001.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Hong Kong and Chinese Customary. Law”, Pp. 63-101 in Hong Kong, British Crown Colony, Revisited, edit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ayes, James. 2008. The Great Difference, The Great Rift, and The Great Need: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Past and Present.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2):139-164.
  • Watson, James L. 1983. Rural Society: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95:480-490.
  • Watson, James L. and Rubie S. Watson. 2004.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Excerpt from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Fieldwork in the K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 背後涉龐大利益每逢選舉掀風暴(明報2007年11月17日)
  • 最後關頭遞表劉皇發選村代表(蘋果日報2010年11月27日)
  • 當選鄉委會主席「着數」多 (蘋果日報2003年9月16日)

(圖片來源:擷取自沙頭角梅子林村長的Blog

菜園村民貪得無厭?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12-02
報章 | A34 | 觀點 | | 文: 朱凱迪

菜園村民貪得無厭?

配合自11 月4 日起的清場行動,政府近日多次就菜園村問題發言,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於上月19 日在本報發表的文章,以及局長鄭汝樺上月24日在立法會上的發言,主調是政府在逼遷時間表上已經留有彈性,賠償制度沒有問題,亦已經做了很多工夫「成全」集體搬遷計劃。

政府意圖把自己裝扮成公眾利益的唯一發言人,同時把菜園村民描繪成無視公眾利益的自私者。這是必須揭破的假面——菜園村民從一般市民的位置、從具體抗爭挑戰他們認為無理不公的制度,不單不是自私,而且極具公共意義。

譬如,村民對農作物賠償的不滿,邱誠武先生說: 「農作物保償津貼,每戶平均8 萬元;活躍耕民平均數十萬元,甚有過百萬元之數,難言虧待。農作物保償津貼,全港有標準有規矩。」現在農戶就是要用自己的個案,指明政府的所謂標準和規矩是過時的「壞標準」和「壞規矩」,也反映了政府如何蔑視本地農業。按目前的賠償制度,政府並沒有當農業是一項經濟產業,當計算賠償時,只計算點算日的農作物種類和數量,卻並沒有考慮農民重建產業的需要(就連市區重建局在賠償被逼遷的舖戶時,也會在賠償金中包括一段時間的生意損失,以及重新開業的成本)。另外,農作物賠償單位價格亦極不合理,譬如未來還有多年產出的果樹,本是農民多年心血,現在搬不動,政府只用十幾元至幾百元賠償了事,連一年的收成都抵償不了。

挑戰無理不公的制度
邱誠武先生說賠幾十萬給農戶,「難言虧待」,是帶頭看不起本地農業,誤導公眾。農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紮根土地的果樹,沒有產出,拿着幾十萬,一家老少,能食多久?

又譬如,參加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的村民,官員經常把焦點放在他們每戶或每人「平均」拿到多少賠償,以證政府沒有虧待村民,轉移視線伎倆玩得出神入化。村民千辛萬苦自力重建家園,以行動反抗「賠錢/上樓了事」的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逼遷政策,就是希望公眾明白,賠償不一定好東西。

賠償制度的本質是將一條幾十年的村莊強制分拆成不同部分:土地、房屋、農作物、農業設施、商業、搬遷需要,然後逐一量化為金錢,可是,賠償金加起來的同時,卻偷偷減去了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當村民決定用賠償金自己動手盡量恢復原本的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時,亦無奈地見證了賠償制度的扭曲——由於土地賠償佔了總賠償金的大部分,原來生活質素相若的村民,被硬生生地分割為「有地村民」和「無地村民」。「有地村民」可以負擔每戶超過100 萬的建村開支, 「無地村民」的賠償則遠遠不夠,需要其他支援。這些差異,是政府講多少次「平均」也掩飾不了的。

被邱誠武先生批評為「對13 萬公屋輪候冊上人士不公平」的菜園村租戶,還有「變相鼓勵……違章行為」的廠戶,他們的申訴也讓我們看到制度的隨意性。租戶要求免審查上樓,他們認為,自己因政府工程被逼遷,很難再找到像菜園村一樣便宜的生活空間,既然自己受公權力影響生活的程度較一般人大,得到較寬鬆的待遇,才算得上公平。

居民的說法並非不合理,而且提醒了我們,在九七之前,殖民政府確實容許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免審查上公屋(所謂「排第二條隊」),只是政策在九七後收緊了。至於在農地上經營的廠戶,明明是政府眼開眼閉的土地政策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否賠償給廠戶跟鼓勵違章行為沒有關係(最新消息是,政府打算以其他名目賠償予廠戶)。若政府真有決心保護農地,不接受違反土地用途的露天貨倉,為何還容許高鐵地盤旁邊的貨倉繼續經營?

這些具體而微的挑戰,正是維護公眾利益和推動社會改良的重要動力。

筆者為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為新家園戰鬥到底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11-13
報章 | A30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為新家園戰鬥到底

11 月9 日,在持續了近兩年、每周至少一次的石崗菜園村村民大會上,筆者和村民討論到,菜園新村是用什麼換回來的?

第一個答案是「錢」:村民準備用拆遷賠償金買地建屋,這跟其他香港市民沒有分別——只要手拿幾百萬現金,隨時可以換來幾百平方呎「豪宅單位」;第二個答案是「開會」,菜園新村是開會開出來的:由年初構思到現在,村民每星期都為新村規劃開會,討論大大小小的難題,買地選址、規劃、房屋設計、營運組織、籌款方法等等,累計超過200 小時。人民參與規劃家園的理想,從利東街、藍屋和深水埗街坊開始,終有機會在新界農村開花結果。

參與規劃家園的理想開花結果
第三個答案, 則是村民始料不及的——「戰鬥」。即是說,如果不是所有村民和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奮戰到底,菜園新村終歸是沒可能建成的。村民對此始料不及,因為他們一直以為,當他們願意忍痛放棄幾十年的家園,並按政府的指示以農業復耕計劃重建家園,他們將得到鄉議局承擔買地的困難,政府也會盡快發出復耕牌照,令重建家園計劃可以盡快動工,更接受菜園村關注組「先建好新村,再拆舊村」的立場。結果,之後的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一邊廂,當反高鐵群眾運動過了高潮,運房局轉戰復建居屋爭議,由3 月起便將菜園村民丟到一旁,菜園村村民農業復耕的資格竟然拖到9 月才正式確認,買地更是由5 月拖到今時今日,連鄉議局也拆解不了。另一邊廂,親政府輿論開動引擎,把「被迫接受賠償的迫遷事件」扭曲為銀貨兩訖的「公平交易」,意指政府不再對菜園村民負有任何責任,村民到期就應離開,不然就是「阻住地球轉」;政府乘着這樣的輿論,於11 月4 日開始大規模清場行動,沒清到的,就說只會給兩星期「寬限」。新村未動工,清拆隊又開始每兩星期一次「黑幫式掃場」,年老村民又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局——他們在年初決定犧牲幾十年的家園,就是為了脫離窘局。

突破地產霸權的星星之火
事到如今,已經不單是政府不守承諾之類的慣見問題,而是社會上有很多既得利益力量是壓根兒不希望菜園新村建得起來,因為新村營造過程所實踐的價值和被大大提倡的理想:例如民主規劃、自建家園、與護養農地結合的永續社區經濟,以及與多層次社會運動連結的進步社區等,都是被視為極度危險、旨在突破地產霸權的星星之火。菜園新村是幾十戶村民的新家園,也是幾十年來第一條「開會開出來」的農村,更是極具公共性的社會發展里程碑。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瀕臨崩潰邊緣,村民兩年來不斷持守理想,亦已疲憊不堪。

香港社會近月已累積起一股敢於挑戰地產霸權的新共識,有個人更在實踐脫離地產商控制的自主生活,菜園村民需要認同這些新價值的市民的保護,菜園新村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奮戰到底,才有成功的希望。

本文見報日下午兩點半,一班支持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的市民將於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停止騷擾村民,落實先建後拆承諾。筆者懇切呼籲各位參加。

不做房奴的兩重意思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10-16
報章 | A26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朱凱迪

不做房奴的兩重意思

樓市一狂,有關城市發展的討論就亂了套。「誰能上車」成為唯一有意義的問題。「麵包店」外充滿渴望的民眾,眼見麵粉愈來愈貴,出爐麵包愈來愈少,一包難求, 政府此時拋出幾千個「置安心包」,阿媽翌日即刻來電,叮囑筆者必須參加。

香港就是如此奇怪,明明已經水浸眼眉,但龐大的既得利益力量逼使任何深刻反省和大改革都無法提上議事日程,也令不少香港人阿Q 地認為發水樓「發少啲水」以及逼地產商統一用實用面積賣樓已算大獲全勝。「水浸眼眉」的表徵之一,正是當人工十年如一日,政府仍可以不臉紅地推銷「實而不華」、呎價近6000 的房協「置安心」。我們是時候拆解香港一個根深蒂固的主流信念──放任資本流動,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有錢人以各式金融財技把錢愈滾愈多的今天,不單不會帶來美好的未來,更會對地方人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破壞。

「最自由經濟體」保證了香港什麼
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那些由右派團體頒發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虛榮,到底保證了香港什麼?如果只是保證了有錢人的財富繼續以幾何級數增長,保證了打工仔繼續折墮做房奴,這些第一我們要來幹什麼?稍為關愛/忌憚人民的政府都正在想辦法限制外資炒樓,或討論引入物業空置稅和提高資產增值稅,讓樓價更貼近其「使用價值」,香港社會要到什麼時候才敢打破禁忌?

回到資本問題是突破目前「見樹不見林」的一個方向,同樣重要的方向是,擺脫輿論極度簡化的比喻和修辭( 「上車」和「麵包」),將居住問題放回應有的脈絡,並警惕特區政府以「上車難」為藉口,乘機合理化已經被地產商牽制的多個新市鎮計劃、大型市區重建和邊境禁區大開發。

把房屋比喻為麵包,是把焦點放到空間生產成本的計算, 把買樓比喻為「上車」,則是強調房屋作為可買賣資產的流動性。這兩個壟斷性的比喻排除了房屋作為生活空間的豐富內容及與周圍的人和空間的連結,也扼殺了非資本的生活網絡和情感累積的想像力。正是被這兩個比喻困鎖的香港人,將被逼遷者一切無關資本的反抗理由(譬如社區營生網絡、舊區特有的城市肌理urban fabric、地方歷史和情感等等)通通簡化為「賠錢賠得唔夠」。

明知彌補不了為何要繼續做
從「上車」和「麵包」等簡化修辭解放出來後,我們就會看到,問題絕不限於生產多少個新的住宅單位,而是要先問香港應有怎樣的人口政策,現有的居住空間分配是否公平,城市、農村和郊野如何相互協力、舊城區城市肌理和生活空間如何保育更新等。就算真的得出必須增加土地供應的結論,我們也要繼續追問,在新增土地上應該如何生產新的生活空間?譬如在新界繼續搞新市鎮之前,我們有沒有先檢討政府在天水圍生產的空間到底帶給居民怎樣的生活?為何天水圍居民一有時間就到元朗舊墟行街?馬鞍山和將軍澳等被大地產商高度私有化、與原來的歷史脈絡
完全剝離的睡房社區,又帶給居民什麼生活選擇?把九龍城五六十年歷史的街區徹底剷平,如觀塘市中心重建一樣,破壞了的街道共有生活如何彌補?如果明知彌補不了,為何要繼續做?

「不做房奴」可以有兩重意思,一是不要一輩子替地產商和銀行打工,二是要從政府和地產商手上,奪回生產生活空間的主導權。

新聞的結構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09-04
報章 | A30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新聞的結構

新聞網站部分內容開始收錢,被迫(暫時)重投紙張的懷抱。拿着一疊紙,我打破日常生活的慣性,試着以不同的角度閱讀。報紙共102 頁,廣告共約52 頁,剩下由編輯部提供的內容(部分頁面有大小不一的廣告):港聞11 頁、經濟10 頁、娛樂8 頁、馬經8 頁、副刊6 頁、體育3 頁、中國2 頁、國際2 頁、科技健康教育共4 頁、觀點1 頁、英文版1 頁。

這大概就是一般香港綜合報章在「一般日子」為讀者提供資訊的結構,而不同資訊的構成也可以說是一般香港人生活的反映。消費放在首位,然後是港聞和助人賺錢來消費的經濟(應該正名為投資版),然後是養眼的俊男美女、博彩(刻意與「投資版」隔得遠遠以免「玷污」前者)、生活消閒,剩下不多的注意力散落在中國和國際(雖然放在A 疊)上。每天兩至三版的「中國版」和「國際版」,若果改名為「不是香港的中國散聞」和「不是香港也不是中國的境外散聞」,更能說明其「猶如跳飛機」的聊備一格特性。

前幾天問過一些剛入學的大學生,了解他們吸收資訊的渠道。結果大約是:四分三時間接受主流媒體資訊,包括電視、電台和報章新聞(很多是透過yahoo),絕大部分是本地媒體,只有一位說會看《華爾街日報》。尊貴的港企老闆們得知這結果定會皺眉頭,慨嘆香港青年視野愈來愈狹窄,不夠「國際化」,我倒想說,《華爾街日報》或CNN等「世界性媒體」,究竟又告訴了我們一個怎樣的世界?

媒體聚焦國民生產總值高地區研究全球傳媒報道規律的EthanZuckerman 發現,很多聲稱全面關注全球時事的國際媒體,焦點經常落在國民生產總值和進出口貨值高的地區(研究見http://dawn.law.harvard.edu:8080/paper.pdf), 而無關某地區的人口多寡。如此「國際資訊結構」其實和「香港本地資訊結構」一脈相承,以特定的切割、格式和分類規律,將一切災難、危險和「改變的迫切」日常生活化,結果是鞏固了當下經濟結構和權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本地以及外國的大資本家願意投資天文數字的金額來建立一個又一個緊密相連的傳媒王國。因為要把握世界,首先要把握一般人了解世界的結構。

上段提及那些大學生,用了四分三時間接受資本高度集中的主流傳媒資訊,剩下四分一時間則用在facebook、youtube 和網上討論區等網絡媒介。這四分一(而且正不斷延長)的資訊,意義巨大。他們在那裏從單向的資訊接受者擴展成「資訊連結、分享和生產者」,民間自發生產的資訊大量流通,如今連一個初中學生也可以透過生產資訊、建立網絡群組來發起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雙軌並行的抗爭,最後反過來成為主流社會不得不關注的事件。

大家應該察覺到,近年對於本地地產商壟斷香港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批判和社會行動,大多是源自網絡的連結。在一個到處是緊箍咒的城市和世界,網絡幾乎成了僅剩的自主連結空間,但網上的星星之火多數是零散、短暫而局部的,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能長遠保住這個空間,並據此建立起持久而旺盛的政治力量,衝擊現世的壟斷格局。

我每次在facebook 加「like」和加入群組前,都會想一想。

斷裂社會 文:朱凱迪

明報 | 2010-08-25
報章 | B14 | MP+觀點 | | 文: 朱凱迪

斷裂社會

一)
過去一年的反高鐵抗爭和民主運動,令由殖民地時期一直被包庇保護的政商特權網絡受到公眾猛烈攻擊(最近出現所謂「仇富」的講法只是特權階層用以抹黑公眾的反擊伎倆),記者近來亦多次報道「港版太子黨」繼承父業,獲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盛况」。除此之外,我們亦經常從報章中看到某某富豪的俊美兒女在美國名校畢業回港後,獲父母安排在接班前到不同的領域接受特訓的逸事。

我試圖由傳媒的零碎報道拼出富豪如何培育下一代成材的圖畫。在處處講求流動和變化的今天,我看到「緊密的家庭紐帶」、「兩代人之間師徒般的事業傳承」和「人際網絡的連接」。幾十年前的香港,無論貧富,這3 點也是培育下一代成長和建立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這些條件卻在大眾社會不斷萎縮,幾乎只有位處資本主義社會階梯頂端的權貴才配得起。

二)
會考放榜後,兩萬多名中五生冒着日曬雨淋排隊報讀學歷只相當於會考5 科及格的毅進課程,佔會考報考人數差不多五分一。數以萬計為前途徬徨的青年身邊,是他們40 至50 多歲的同樣徬徨的父母。他們自己不是在幹「即將被淘汰的行業」(有多少是能力高超的農夫、裁縫、理髮師或打鐵匠),就是已經「轉型」了一次以上,幹着保安或清潔等隨生隨滅的「服務行業」。他們覺得自己再沒有什麼「有用」的技能和經驗可以傳給下一代,也沒有能夠扶子女一把的人脈關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子女日曬雨淋,報讀一個費用昂貴的課程,為子女在跌進虛空的成年黑
洞前換來多一點時間——這也是一家人在冷漠的日常生活中,難得一次兩代人一起共患難的機會。當教科書仍在褒揚由漁農業變轉口港再變工業城市再再變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時,我們難道不能從中讀出每年令那麼多人徬徨的斷裂?那不就是所謂「青年問題」的肇因?一代人一代產業,無從累積,無從傳承,而傳承的斷裂也造成家庭的斷裂。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 論說的新資本主義社會中,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所謂權貴世襲和跨代貧窮。

三)
這一代人生於斷裂,但不一定甘於飄泊。反高鐵抗爭後,有年輕朋友來到新界跟隨師傅學農耕;幾個月來,他們愈耕愈起勁,快樂得像得到新生命一樣,有的更索性連原先的工作也辭掉。他們要以認真的學習,在這個城市重新創造能累積和傳承的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農耕的規模很小,耕地也隨時被地產商和政府徵收,可能幹一兩年就被趕走)。這不是說,到新界耕田就是數以萬計徬徨青年的出路,但那起碼是直面現時所謂「青年問題」的嘗試——他們認定問題所在,也夠膽起來,從蒼白的體制中奪回自己的「學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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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2010-08-25

報章 | B14 | MP+觀點 | | By 朱凱迪

斷裂社會

一)

過去一年的反高鐵抗爭和民主運動,令由殖民地時期一直被包庇保護的政商特權網絡受到公眾猛烈攻擊(最近出現所謂「仇富」的講法只是特權階層用以抹黑公眾的反擊伎倆),記者近來亦多次報道「港版太子黨」繼承父業,獲委任到中央政策組和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盛况」。除此之外,我們亦經常從報章中看到某某富豪的俊美兒女在美國名校畢業回港後,獲父母安排在接班前到不同的領域接受特訓的逸事。

 

我試圖由傳媒的零碎報道拼出富豪如何培育下一代成材的圖畫。在處處講求流動和變化的今天,我看到「緊密的家庭紐帶」、「兩代人之間師徒般的事業傳承」和「人際網絡的連接」。幾十年前的香港,無論貧富,這3 點也是培育下一代成長和建立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這些條件卻在大眾社會不斷萎縮,幾乎只有位處資本主義社會階梯頂端的權貴才配得起。

 

二)

會考放榜後,兩萬多名中五生冒着日曬雨淋排隊報讀學歷只相當於會考5 科及格的毅進課程,佔會考報考人數差不多五分一。數以萬計為前途徬徨的青年身邊,是他們40 至50 多歲的同樣徬徨的父母。他們自己不是在幹「即將被淘汰的行業」(有多少是能力高超的農夫、裁縫、理髮師或打鐵匠),就是已經「轉型」了一次以上,幹着保安或清潔等隨生隨滅的「服務行業」。他們覺得自己再沒有什麼「有用」的技能和經驗可以傳給下一代,也沒有能夠扶子女一把的人脈關係,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子女日曬雨淋,報讀一個費用昂貴的課程,為子女在跌進虛空的成年黑

洞前換來多一點時間——這也是一家人在冷漠的日常生活中,難得一次兩代人一起共患難的機會。當教科書仍在褒揚由漁農業變轉口港再變工業城市再再變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時,我們難道不能從中讀出每年令那麼多人徬徨的斷裂?那不就是所謂「青年問題」的肇因?一代人一代產業,無從累積,無從傳承,而傳承的斷裂也造成家庭的斷裂。在社會學者Richard Sennett 論說的新資本主義社會中,令人喜悅、盡力做事並享受進步的技藝精神(craftsmanship)日漸稀缺,我們被迫短期和零碎地生活和工作,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確立持久清晰的身分、尊嚴與人生意義。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所謂權貴世襲和跨代貧窮。

 

三)

這一代人生於斷裂,但不一定甘於飄泊。反高鐵抗爭後,有年輕朋友來到新界跟隨師傅學農耕;幾個月來,他們愈耕愈起勁,快樂得像得到新生命一樣,有的更索性連原先的工作也辭掉。他們要以認真的學習,在這個城市重新創造能累積和傳承的生活(條件非常艱難:農耕的規模很小,耕地也隨時被地產商和政府徵收,可能幹一兩年就被趕走)。這不是說,到新界耕田就是數以萬計徬徨青年的出路,但那起碼是直面現時所謂「青年問題」的嘗試——他們認定問題所在,也夠膽起來,從蒼白的體制中奪回自己的「學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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