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下的暴力

文/ 希望地理

何文田槍擊案可謂近十年來最為轟動的露宿者新聞。根據聖雅各西營盤露宿者中心新近的資料,港島區內150位露宿者個案裡,多於10%都不是本地居民, 而情況在九龍區更多。對經常接獲外間環境的警員而言,面對說外語的露宿者理應是平常不過的事,為何今次來得這麼突然,槍殺掉一名尼泊爾藉的本地露宿者﹖究 竟是被形容為「狂漢」的他突然發狂引致以上事件發生,抑或另有故事? 這件事對城市露宿的問題又有什麼反思?

做足程序就可射殺

在兩天內云云的相關新聞當中,沒見到適當對事件反思的文字,只即時看到過量對程序原則的背誦。譬如警務督察協會廖潔明言:「通常胡椒噴霧倘對準疑人噴射兩三次,對方便會被制服,但亦有例外情況,對方飲醉酒、精神錯亂,或極度憤怒下,即使警員用完整支胡椒噴霧都可能無法制服對方。」「對方繼續襲擊警員,警員為保護自己生命,便唯有開槍自保。」以上全都是原則性的假設答案,我們在這次事件所關注的,正正就是警員有否遺反原則執行職務啊,為何答案只得到重覆錄音?

這種原則的重申並非無意之舉,其實一經這種假定的語言,警方就成功暗中提示公眾如果死者不是無故發狂,警員「照理」是不會開槍的,為死者塑造一個狂人的形象,儘管事實上可以是毫無根據。

進而,我們更聽到九龍城警區副指揮官黃進展,在事後立即強調處理這次滋擾事件中程序的正當性,稱「因遇襲警員已經使用過警棍及胡椒噴霧,都無法制服, 生命受到威脅,唯有選擇開槍。」這更加是一個怪異的邏輯,像是代表了警員可以不理會本身個案的嚴重性(只屬公眾地芳滋擾),只要警員跟足程序做警告、用過 不同「一級武力」,便可以開槍射擊。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這個程序,更加刺激到死者進行更大幅度的移動,一發不可收拾。事件只屬公眾地方滋擾,並無理由堅持及彰顯警方的威權,先暫且退後等待其他手足的話,悲劇根本不會發生。單就此而言,警員導致事件發生已是責無旁貸。

論述位置極為不利

有異於警方所說的逼不得已,這單案件顯得並不尋常、疑點重重。最明顯的一個,就是警方報稱警員初時是用英語向露宿者交涉,然後他說「NO」後,其後根據影片的紀錄,警員是用廣東話傳達他最重要的一句說話,即「唔好逼我開槍,放低武器!」。即當時,警員應該理解只有英文才有機會以溝通方法將它喝停,如果不將此「忽然中文」解讀成純粹希望死者聽不明白之外,這個消息便顯得十分矛盾。

但各種矛盾都被重重的論述埋葬,對於「無話可說」的死者極為不利。對於真相,我們好像已經死無對證。案發現場的山路,除了一段 紀錄到後半情況的含糊影 片外,知道發生過程的只有死者與警員兩者。但是,當天即時的報導及立日的新聞,卻引述了很多「在場消息」的透露,描述了整個案件2-3分鐘的過程。其實探 本究源,那些襲警、發狂的消息是否就是來自警方公共關係科?

這不禁令我想起近年來警方對襲警一罪的使用,已成為警員自保及濫用警權的最佳方法。不管警方的要求有多不合理,只要你稍微觸碰了他,也可以被告襲警。甚至如早前捍住聯、深水埗及馮炳德的襲警案,一齊襲擊都可能是子虛烏有。我們必須對所謂「襲警」保持懷疑。

除了警方單方面的論述外,精神病醫生李誠也誇誇其談參與討論。可是,他沒有出來評論在物理上擁有真正暴力,實質開槍射擊的警 員,沒有來分析一下警員作 為國家機器的異化心理、平日對街道秩序的想像邏輯與整治時的心境,與及忽然遇見非我族類的露宿者群體時的精神狀況等等;反之,他以「專家」的身份代表了死 者的心理,形容了一個可能發狂的狀況,稱若有人干擾其生活,「便會產生強烈反抗,非常危險」。他的說法,儘管與那位日常生活經驗的晨運客何伯說法相反也 好,最終更是加強了露宿者不理性的形象。

更甚者,立日更有親政府傳媒還要把明明被射殺的露宿者轉移為討論「人蛇炸彈損害治安」,並在身份還是置疑說他們來港「都為求 財」,某報更形容為「勇警兩槍轟斃山霸」,報導手法可恥。只有明報及經濟日報引述一名日常晨運客的資料,說並不覺死者會傷害別人,亦指死者「懂簡單廣東 話,曾向人展示一本疑似護照,又會問他們索煙仔,大家一直相安無事。」

露宿者被「滅口」,論述位置低下得如精神分析學家傅柯在精神病院的誕生裡談及的「瘋者」。在警方單方面的消息提供,其心理又有 精神病專家專業代言,傳 媒更如此形容這位「狂人」之際,露宿者通常都在城市內沒有人際網絡,死了也沒有誰可講述他日常的習性與背景。往往就在這種情況下,露宿者都在公眾層次最容 易被扭曲、誤解及歧視的一群。

人無他選必須佔有

一種對露宿者的誤解及歧視,並非是一朝一夕產生的,我們都經歷過一場都市化進程。回想我們50、60年代的光境,根據一些灣仔街坊的訪問,當露宿者在 冬天睡進了他們唐樓的樓梯,居民不僅不會趕走他們,並會提供綿被保暖。70年代的新市鎮工程,香港全面引入理性規劃,建立了一種住歸住、工作歸工作、休閒 歸休閒的空間使用想像,露宿者這種在公眾地方居住生活的形態開始受到排斥。配之以80年代的「城市清潔運動」,全城都以趕走露宿者為己任,正式確立一種對 露宿者空間上的排斥。直到今天,我們連一些遠距離的「視覺污染」也需要消滅,透過向區議員投訴,由其他人趕走他,總之眼不見為乾淨。可是,有沒有想過被你 投訴後,他們會被趕到哪裡去? 趕走他到不在你視線範圍以內後,問題就是否解決? 整個都市化的過程,除了環境的確淨潔外,有否耗盡了我們對空間使用的容忍與氣量?

倫理地理學者David Smith,曾經提及人類最底線的空間性,謂及「人是別無他選必須占有空間」 (Man has no choice but to occupy space)。除非我們當露宿者不是人,除非將他們殺掉,否則我們必須承認及尊重他佔有一個空間的權利。在我們紛紛投訴露宿者,用盡方法掃除所有認為難以 入目的空間行為,我們有否考慮過作為一個人最卑微的倫理?

文化地理學者Don Mitchell更在分析海德公園的露宿者情況,提出了撒尿作為人的權利。當公園關閉廁所稀疏公園又宏大,向草叢撒尿又是否又為罪過? 就這單案件,露宿者時而會到附近配水庫對下的公廁洗澡,時而面向屋邨住戶的山坡小便。若果你說要他改變撒尿的方位,尚算合理,但不准他在山上草堆附近撒 尿,是否要等待自然蒸發? 城市人於視覺上拒絕它們在空間上存在,難道你們要迫他命送黃泉才覺安心愉快嗎?

日本有神戶大地震,政府及市民始對無家者有所注意,因為他們知道某天有可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但這個擊斃了只一名露宿者的城市,會否讓我們開始自覺反思露宿者的處境問題?

觀塘城市景觀的秩序與共創

近年的重建項目令人目不暇給,新設計新概念隨意在舊區天馬行空的描繪,反教人感到困惑及可疑。在這一系列似是美好的城市景觀背後,究竟當中隱含了什麼政治的議程﹖眼前即將上馬的觀塘重建計劃,經歷過跨政權的管治模式,可能就是現今解讀這種城市權力景觀的最佳範例。


權力轉移與城市景觀的重構

單就觀塘兩幅不同時期的規劃大綱圖,就足以道出香港的權力轉移與箇中城市景觀的關係。一九九零年,土地發展公司《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規劃大綱圖顯 示,除了公園、商廈與住宅,觀塘市中心更建設一座在報告內沒有充分解說的鐘樓。鐘樓,一座帶有強烈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的空間形式,其對觀塘的意義,在於向周遭宣示一種工業生產的時間(Production Time),用以改造當時仍然為數不少、來自五湖四海的觀塘工人,統一他們的時間觀,使他們習慣活在工業的生產線上的同時,亦企圖在這個五十年代的市鎮再 度宣示殖民管治的權力。

今天已經商業化的觀塘顯然不再需要鐘樓,取而代之,觀塘需要就如APM那些失去時間的奇觀(Spectacle),讓人在迷糊的商業消費時間 (Consumption Time)中進行商品的祟派。市區重建局近期公佈的重建計劃,更帶有一種中國秩序 (Chinese Order)的暗喻,什麼「地標式鵝蛋型建設」「圓拱型玻璃頂」與「流水式梯田公園」,就似是一些申請加入祟尚建設巨蛋及中式建築的新中國城市的基本前 提。這些新空間結構的想像,彷彿隱含著回歸後香港那種新政治秩序與社會關係建立的意圖。

城市景觀的變更就如一場跟隨著宗主國的轉移的權力遊戲,新朝代蓋新宮殿,它是專為統治階層往後「更好」管理而鋪上的鮮紅地毯。

景觀作為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

是否這樣的政治現實,就代表平民大眾就不能選擇城市的模樣,需要拒絕這樣多餘的希冀﹖近日訪港的文化地理學者 Don Mitchell (2000)卻有另一番理解。他將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bvre 對城市本質作為共創體(City as Work)的理念,演繹出其實景觀也需作為一種共創體 (Landscape as Work),意即無論在物質或符號的意義上,景觀都是由人民共同創建的。

故此,城市景觀必然是一樣公共之物(Public),市民不僅是它的擁有者與使用者,他們更有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去改變它,成為城市景觀的改造者 (Mitchell, c2003)。所以景觀之意義並不在乎供路人欣賞的客體,亦不僅在於公眾使用的權利,同時在於記錄由某地方某群眾共同參與建構與改造社會關係的主體。從這 樣的視野察看城市景觀,彷彿為香港城市的陰暗面帶來了希望之光。

觀塘的確有不少小規模的創造空間(Created Space),某程度上可算是共創體的體現。街邊的出牆鋪、樓梯鋪、唐樓內的伊斯蘭學校、為貧苦租客而建的板間房、天台屋等,都是由觀塘社區自行創造的空 間。然而,這些「自創空間」與以上所說的「共創空間」,似乎還有一段距離。加上政府利用各種形式的勸誘—那些自說自話的民意調查與公眾諮詢,並由一群 專業團體和學術機構護航—令城市景觀由市民定義的想法更愈趨遙遠。市建局重建觀塘的方式,真的能稱為它所言是「社區的選擇」﹖

或許,我們亦需在迷失了本土與主體的後殖民時代,認真思索一下什麼才是社區真正的選擇。
延伸參考:

Don Mitchell.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Don Mitchell. (c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