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友] 偽諮詢的終結,真討論的開始 —記牛潭尾面對高鐵的第一課

偽諮詢的終結,真討論的開始 —記牛潭尾面對高鐵的第一課


「各位村民,你們要明白,港鐵工程師李先生本來可以選擇不來的。」新田鄉委會主席文志雙微笑著說:「而李先生也是 隨時可以走的。」村民隨即鼓躁:「既然都不答我們的問題,那就走吧!為何這樣看不起我們﹖」港鐵大概以為這是最後一次與村民見面,安撫民心後就動工去也。 但對即將面臨沉降及斷水危機的攸潭美村民來說,討論才剛開始… …

.高鐵問題交代會
圖:八月十三日於牛潭尾之高鐵問題交代會,百多村民坐滿了場地。

新界鄉議局和原居民是如何煉成的

文/ 何嘉妍 (原文刊於明報‧2011年7月2日D04)
明報編按:早前,一群新界人發動一場圍堵立法會活動,眾人搖動鐵欄,聲言保衛家園。為什麼他們可以名正言順,「誓死」捍衛自家僭建物?他們根據「大清律例」所享有的疑似特權,又自何時開始?作者追溯至1899 年,細數權力煉成的百年史。

新界鄉議局在牽涉新界土地政策的議題上,例如土地霸權、丁權與僭建等相關議題,其主要立場都是維護和爭取原居民的利益,而忽略大部分新界人的利益。 因城市化和不同的歷史因素影響,現時新界非原居民和新新界人(即新搬到新界居住的人)的人口不斷上升,甚至多於原居民,原居民的利益卻凌駕於新新界人之 上。嶺南大學學者劉智鵬早前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指出,在討論新界人和非新界人的矛盾前,定必了解新界的歷史。我同意劉智鵬的意見,可是新界人的歷 史並非單純受英國殖民政府壓迫,新界人並不一定等於受害者;相反,另一面比較少人提及、但又很重要的歷史,就是鄉議局懂得如何跟英國殖民政府打交道,令鄉 議局的政治版圖不斷擴張,變成政經勢力集團:從1977 年鄉議局議員楊少初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開始,鄉議局重要人物慢慢步上政治階梯,到2009 年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成為被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鄉議局對香港政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以往開始已協助英國殖民政府進行城市化,同時自製新界的土地霸權。 因此,了解新界鄉議局的生成過程,以及原居民的權益由來,對我們理解現時的新界勢力是十分重要的,也令我們對突破新界的權力網絡有所認識。

鄉紳們的建「局」偉業

鄉議局要煉成強勁勢力,第一步就要跟英國殖民政府建立良好關係。新界租借初期,原居民籠絡英國人的做法,就是靠攏殖民政府,即使是喪權辱鄉的歷史事 件,只要得到少許回饋,都會心存感激。1899 年,英國炸元朗吉慶圍圍門,並將鐵門視作戰利品,運返英國。喪失圍門是一件喪權辱鄉的事,代表其失去保衛家園的能力,也打散了圍村的完整性。到了 1925 年,吉慶圍鄧族紳耆幾經爭取,要英國運回鐵門,重置於吉慶圍,並立碑書寫歷史言志。碑文如下:

……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港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保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銷,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作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為表揚吾民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

當時農工商研究總會(鄉議局前身)正值成立初期,碑文突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主僕關係。鄉紳不計喪失圍門的前因,對殖民政府的深仁大德表示心悅誠服,可視 作村民對英國殖民政府的妥協。吉慶圍該碑於日治時期被日軍所,戰後重修,碑文卻被另訂以建構傳統身分,並一直存在至今。該段歷史書寫較為中性,主僕關係 的描述已被刪除。

新界鄉議局擴大其政治版圖,就要跟英國殖民政府排除憂患和評估形勢。上世紀50 年代,鄉議局連同村民不停反對政府收地。1957 年6 月新界民政署長彭德(Mr. K.M.A.Barnnet)指示警社團登記官,要求鄉議局登記成為註冊團體,否則不承認鄉議局。鄉議局十分憤怒,認為本身是新界最高民意機構,不應向社 團註冊官登記,因此拒絕註冊。8 月14 日政府正式取消對鄉議局的承認。這段鄉議局的變革被學者廣泛描述,可是很少學者指出殖民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前,鄉議局早已內訌,並由支持改革的鄉議局成員向 殖民者評估形勢:8 月2 日,支持政府改革的陳日新跟當時的新界民政署長彭德獻計。陳日新指出,當時控制新界鄉議局的賢達,已不能代表新界人的意見,唯一維持鄉議局運作的,就是少 說話多做事的鄉事委員會。即使非官方的新界人口統計,都是鄉事委員會進行的。陳日新看不到跟局內賢達商討改革鄉議局的可能。他認為鄉議局必須先置之死地而 後生,指出唯一的辦法是開設一個新的組織。陳日新已聯絡鄉議局大埔區鄉事委員會的七個成員,並替英國殖民政府評估,有多個區份支持鄉議局內部改革,包括沙 田、屯門、元朗區十八鄉及廈村、荃灣、大澳、青衣、馬灣、東涌、梅窩和南丫島的委員。陳日新這個舉動,加強殖民政府改革鄉議局的信心,1959 年鄉議局成為政府在新界的法定諮詢機構。

保存哪種新界傳統習慣?

新界鄉議局要保障其利益,就要跟殖民政府協商如何改革鄉議局內部。政府於1959 年頒布《鄉議局條例》,而該條例的藍本早於1953 年開始討論。當時新界民政署署長戴斯德(EdmundBrinsley Teesdale)提議鄉議局的宗旨,最初的草案並沒有包含「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1954年,當時鄉議局主席黃炳英回應戴斯德的條例草案,加入新項 目「鼓勵遵守有益新界人民福利及維持公眾道德之風俗及傳統習慣」。戴斯德回覆黃炳英,指出: 「我(戴斯德)懷疑這一項『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作為鄉議局的目的:良好的習俗當然應該保留,但並非所有的傳統習慣都是好的,有些可能要跟隨現代發展和進步 而改變。由於這句話包含在鄉議局憲法,要求支持某些傳統的習慣會令鄉議局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這項目應該有所改變。」最後,因鄉議局的堅持, 政府讓步讓「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納入鄉議局的宗旨。這個「傳統」就作為新界人抗衡政府的伏線,讓新界原居民一次又一次創造他們認為合理的「傳統」,爭 取他們的權益,1972 年制定的丁屋政策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新界鄉議局要延續及增加其政治勢力,就要跟隨時代步伐和靠攏不同宗主國。鄉議局是維持香港平穩過渡的重要政治力量,上世紀80 年代就新界的地位問題與新界居民的權益問題發表意見。鄉議局前主席陳日新成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則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直 至香港回歸,原居民作為受《基本法》第四十條保障的政治組織,鄉議局為「原居民」這個符號填入一種反殖和愛國的意涵以籠絡中央和香港政府。1997 年大埔海濱公園落成,園內建香港回歸紀念塔,並由鄉議局送贈,塔下有銅碑,記載1898 年鄉民抗英接收新界事件,碑文如下:

香港新界,乃鄉民立根之地,創業之源。百年以前,列強入侵,滿清無能,喪權辱國,割讓港九於前,租借新界於後。租借之初,先民保衛鄉土,慘 烈犧牲……香港重光,新界發展,鄉民積極參與,為社會繁榮,作出重大貢獻。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九七年七月一日,國家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殖民管治,宣告 結束,前恥盡去,國運當興。此歷史性時刻,對新界原居鄉民而言,意義重大。是以新界鄉議局倡議並贊助興建此回歸紀念塔,作為香港回歸之獻禮……緬懷先烈前 賢之彪炳功業,其熱愛國家民族之高尚情懷,當不會因時而變,因人而異也。

新界鄉議局就趁香港回歸追本溯源,講述新界人如何保鄉衛族,把靠攏英國殖民政府的歷史抹掉,把如何爭取成為政壇重要勢力的部分不理,繼而強調其愛國情懷。

理解新界鄉議局的勢力怎樣煉成,可使我們對突破壟斷新界權力的網絡有所警惕。新界城市化令新新界人的人口遠多於原居民,人口分佈已經改變到一個有轉 機的地步,如果繼續只由鄉事派力量主導新界,必定影響其地區的健康發展。希望不同立場的新新界人與非原居民理解形勢,並積極關心和參與區議會選舉,催生民 主開放的抗衡力量。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於7 月16 日截止。未登記的新新界人,希望大家把握機會,不要錯失行使公民權利和實踐地方民主的可能!

作者簡介:何嘉妍,Loretta,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範圍有香港文化、後殖民及全球化問題等。研究「傳統」、「歷史」和「文物」如何被後世創造、操縱和遺忘,包括旺角花墟及新界鄉議局。

 

南生圍的啟示

[原文刊於Breakazine! 012 非人生活]

由天星、皇后時被認為香港有一小撮的「保育人士」,到今天人人也捍衞南生圍,觀念的轉化,速度實是驚人。假如你還未知道去年至今的南生圍保育爭議,只要你到那兒走走,看看滿樹鸕鷀、漫天候鳥,同時大樹被砍被焚,漁塘被棄被填,你會看見新界鄉郊發展的問題,感嘆這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如何被破壞。

留意而這並不是殊例,南生圍事件反映了整體新界鄉郊面對的共通問題。就讓我們一起打開這個新界的潘朵拉盒子。

鬥長命

事源於去年10月,一份有關南生圍的豪宅發展大計解密,Facebook 上開始熱烘烘地討論及組織,網上的文章、影像與主流媒體同步揭示問題,環團紛紛聯署,千名市民挺身保衞南生圍。規劃署不得不終止發展商的延期申請,令這個歷時已經15年的發展大計在去年12月告一段落。

15年的美夢泡湯,發展商仍然「默默耕耘」,沒有放過這片肥美的土地,繼續向城規會上訴,要求延續不需向公眾交代的規劃方式。2010年尾,南生圍發生了數次大火,燒毀半個全港第二大的蘆葦牀,813棵樹受波及,嚇壞了數千冬季南來的候鳥。這場「無可疑」的火在濕地上燒了又燒,魚塘填了又填,建防火林變成斬樹藉口……似乎發展商是死心不息,要繼續申請與破壞,直到一天生態價值盡失,或者監察者稍有鬆懈。太多的例子顯示,發展商都以此法使規劃得以落實。

難怪,西貢一位自然保育者說,現時唯一進行保育的方式就是與發展商「鬥長命」。然而要問的,是為何社會意識已經轉念之際,這些發展商的發展觀念仍然是15年不變?

大型基建推動豪宅化

南生圍要建這類的「低密度豪宅」大計,近年市民也屢見不鮮。「天巒」、「御葡萄」這些大型發展,紛紛座落於新界西北,究竟所謂何事﹖

若留意近日宜居灣區規劃事件的,就會恨自己是多麼的後知後覺。留心圖則,內地正規劃在新界北興建、卻從未有任何本地諮詢及研究的「北環線」大計,南生圍就位於其中一個名為凹頭的站旁;而途徑的牛潭尾、新田、古洞,多得這條北環線計劃,地價已急升。可以想像,加上大量跨境基建(深港西部鐵路、屯門西繞道)、口岸興建(落馬州)等工程的開展,勢將啟動整個新界西北鄉郊的土地投機,亦即是說,現有生態環境將被全面破壞。

另一個例子,就是天水圍旁的洪水橋,近年大量土地被囤積及建成大型豪宅,原來發展商一早知道未來將會有個鐵路站可直達深圳前海,會有大量內地富豪購買。

今天,香港人不再笨了,鄉郊豪宅化令珠三角一帶僅餘的鄉郊環境都犧牲掉,而樓房又不是來解決香港人口需求,卻要我們支付數以千億的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這條數划算嗎?南生圍和其他新界鄉郊土地所付的代價,都有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

沒有鄉郊規劃

跟米埔及后海灣一帶一樣,南生圍在戰後都是濕地和魚塘。香港的漁業曾經十分興盛,但在80年代內地食品大量進口之後,無論漁農業都飽大受打擊。同一時間地產商以極低價買地,使塘丟荒。對地產商來說,這樣一來可以化整為零作錦繡花園式的大型發展;二來屯積大片土地能提高議價能力去說服政府興建基建、鐵路及新市鎮規劃,囤價百倍。

但在這發展過程中,香港沒有什麼保育的框架可以有效保障南生圍環境。南生圍作為國際拉團薩濕地之緩衝區,為何申請發展也不需要根據「零損失」的補償方式進行──即發展了多少濕地,則要賠償多少?這是環團最基本的要求。南生圍地權人固然對私人地有使用權,但政府就沒有責任去保育農地漁塘嗎?

從本地規劃歷史來說,我們只有城市規劃,而沒有「鄉郊規劃」,城鄉間並未有一條清晰的界線,於是鄉郊可以不斷拓展成城市的部分,直至全面消失。面臨深圳與香港的高速融合,新界北這片未來「深港同城」的中心地,就似掛在豬肉檔的肥肉,赤裸裸隨時等待宰割;而我們不健全的規劃框架,絕不能保障它們。

南生圍可能是一個因國際保育協議而能夠苟延殘喘的異數。

新界村選不應是笑話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1-02-19
A20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新界村選不應是笑話

一月的新界村代表選舉,在主流傳媒中只有零星報道,報道類型只有兩種,一是當作政壇笑話或花邊新聞,例如劉皇發會否「老貓燒鬚」落選龍鼓灘村代表,一是與選舉有關的暴力或違規行為。這種處理方式在報道新界其他問題上亦經常出現,久而久之就在香港市民心目中建立了一種印象:新界問題很複雜、很混亂、很難弄清楚;新界原居民是山寨王,取笑一下無妨,卻犯不着認真。

這種印象是變相愚民,借用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的書名,現在香港傳媒在做的正是「covering the new territories」, 名是cover(報道)新界,實情是cover(遮蔽)新界。

第一條問題:理想的鄉村生活是怎樣的?
主要由新界原居民控制的村代表、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三級代議系統,近年已被輿論視為只會和發展商搞地產(主要是丁屋和低密度豪宅)的「掠水機器」,村代表就是機器的第一層,靠收前線起丁屋的油水發財,個個戴鑽石勞力士,開平治寶馬。

這種形象,令人覺得村長選舉只關乎個人或周邊利益集團的權鬥和搶錢遊戲,或者在政治上更上層樓的踏腳石。在所有有關村選的報道中,從來沒有一篇回到基本,探討新界鄉村在現今香港的位置,追問理想的鄉村生活是怎樣的?新界鄉村是要像目前那樣,趕搭「丁屋尾班車」,加快鄉村土地的「市郊豪宅化」,引入更多在城中心工作的中產家庭,還是應該減慢甚至停止地產開發,改為發展其他令鄉郊環境得以維持的產業?這些討論,居然在村代表選舉中完全缺席。

有傳媒報道了村代表選舉中一些違反常理的狀况,譬如一些位處深山、荒廢多年的村落,至今仍然有原居民村代表選舉,選出原居民村長;另外,有些村落的原居民選民人數在短時間內突然增加,引起種票疑雲。這些報道如果不繼續挖進去,讀者只會報以一句「有冇搞錯」,卻不會想到這是跟香港殖民地制度相關的大問題。

第二條問題:為何廢村仍有村長、為何沒香港身分證都可做選民?
大家去看民政事務總署的村代表選舉網站,查一查村選的選民資格及候選人資格,你會驚訝地發現, 「原居民村代表」的候選人不用住在村內;選民不單不用住在村內,也可以不住在香港,甚至不用持有香港身分證。不是香港人的「新界原居民」不單可以參與村代表選舉,其中的男丁亦可以申請興建「丁屋」。

英國殖民政府因為政治上的權宜,以1898 年為界線,承認此前落戶的原有居民及後裔擁有特別的地位。「新界原居民」是殖民地政府的定義,原本可隨1997 主權移交而取消,但又因為中國政府權宜行事、怕得罪鄉村勢力而繼續保留。「廢村繼續選村長」引申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何在同一個城市,有些社群就算已經消失卻繼續被承認,有些社群明明長久地生活在一起,卻在大型基建前被迫各散東西,沒有政策保障原社群搬遷?至於「新界原居民」可以既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又參與選舉及享受各種原居民權利,則是比雙重國籍更匪夷所思(可以出現的組合:荷蘭國
民+ 新界某村原居民)的現象,當新界原居民權利的落實愈來愈關係到香港整體資源分配時,我們有必要問,為何香港社會至今仍然要接受殖民地政府的人種劃分?

第三條問題:憑什麼攬住政治特權?
延續上一條問題,繼續談原居民的政治特權。新界有一條原居民村,當村原居民早已搬離,現在只有數名非原居民居住,一名原居民數年前當選原居民村代表。這位村代表不住該村,當選「半廢村村長」後,接着當選了鄉事委員會主席,並按現行制度成為當然區議員及鄉議局成員,並因此可透過區議會或鄉議局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並成為選舉委員會成員。一名連自己的「半廢村」也管不好的村長,到底憑什麼在地區甚至全港層次的代議系統中八面玲瓏?

香港市民現在每逢立法會選舉,都會勇於表達對功能組別的不屑和不滿,但香港的特權政治系統不單體現於立法會,也體現於新界原居民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村代表、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多年來一直沒有受到輿論監察,因為市民一直以為這些人只會在新界混飯吃,對香港的影響力有限,但實情是,隨着香港政府全力推動珠三角融合,夾在深圳和香港市區的新界,將成為決定未來城市發展方向的關鍵。充滿殖民地烙印的新界政治必須被認真地放進公共論域評議,才有可能凝聚出全港性的改革共識。就從村代表選舉開始,我們要把新界攤開在陽光底下,不再任由新的官鄉勾結/商鄉勾結關係在暗黑中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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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勢力與利益:初探新界的鄉村選舉

文/ 一蚊健 (原文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村代表選舉、勢力與暴力

  • 村代表選舉前座駕遭毀容(東方日報2010年12月4日)
  • 村選百人晒馬名噪一時(東方日報2010年11月21日)
  • 清晨連焚四車票站外圖滋事 村代選舉黑漢聚眾叫囂(星島日報07年1月21日)
  • 新界四村村選PTU布防 票站屯重兵警反晒馬(太陽報07年1月15日)
  • 99 年屏山村選200 黑幫曬馬(明報07年1月7日)
  • 鄉村選舉爆電話恐嚇 惡人:「唔好參選否則後果自負」(太陽報06年12月19日)
  • 十八鄉兩候選人涉賄選拘41人 六成村代表被捕選舉腰斬(明報03年9月16日)
  • 十八鄉委選舉演變暴力事件 村長寓所 被擲燃燒彈(成報03年9月2日)
  • 屏山票站百人晒馬(商報03年8月18日)

隨意在Wisenews搜尋村代表選舉的報章報導,不難發現以上標題。當我們想像香港的政治選舉尚算公平公開公正,原來村代表選舉衍生的負面新聞,例如買票、賄選、打鬥、滋事,常見得很。當然,報導來得快去得快,而且篇幅和影響範圍有限,城市人鮮會記起。

雖然如此,當這些事情不是個別事件(至少連續三屆出現),我們要思考,為何村代表選舉這麼重要,以至這麼多人為一個議席而賄選,甚至動粗?本文將簡述村代表選舉由來、發展,以至一些爭議。

租借香港,不干預傳統習俗

1898年,滿清政府簽署了《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政府租借了一幅大鵬灣及深圳灣以南,連著九龍的一片土地,以及附近的島嶼,共99年。這片土 地遂稱為新界。新界居民跟英軍打了一場六天戰爭以後,殖民政府很快建立警署,把新界分設行政區、把土地擁有權由永業權變成承租權,把新界原住民由華籍轉為 英藉,以建立統治權威。

在日常生活上,殖民政府盡量不干預本地風俗習慣。大清律例和殖民政府法例並存,並確立於1910年實行的《新界條例》(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土地和屋宇買賣由鄉村的長老士紳監督,村民可自行交易,除非政府以公眾目的為由徵收土地。這同時確立新界和港島九龍實行兩套不同制 度。

二戰前的地方行政架構:理民府、鄉議局

在1960年代之前,理民府是新界行政的負責機構,職能包羅萬有,包括處理地政、社會福利、蒐集政治情報,調解及仲裁等,職級相當於朝廷的七品官。 不少居民稱理民府官為「父母官」。理民府官與地區領袖經常交往,以調查問題和處理地方事務。據本地史學者Freedman引述,客家人較本地人更願意與理 民官溝通,認為理民官較鄉紳公道。至於鄉議局,則在1926年成立,成立原意是反對當新界農地轉為屋地時要補地價,及後擴展為推動鄉村福祉和向政府反映鄉 民疾苦等,由各區鄉紳互相推舉代表。

二戰催生了鄉事會

二次大戰結束,是新界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轉捩點。現代的鄉事制度也由那時慢慢演變而成。二戰時期,日軍成立維持會,建立地區代表制度,在不同區域 挑選領袖(通常是鄉紳),處理政府和當地人的關係,防止反日行為。和平後,殖民政府沿用這種制度,把新界分為27個行政區,每區設立一個鄉事委員會,每村 選出一至兩個村代表。各區成立鄉事會的時間不同(由1946至1960年),選舉方法也不同,當中有些是由已存在的地區團體演變而成。村代表選舉在 2003年成為法例,列明「新界區內在1898年時已存在的原居鄉村(包括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以及現有村落(現有鄉村),當中凡屬在1999年 (該年舉行了該條例生效前的最後一輪村代表選舉)已經設有村代表制度者,會獲安排舉行村代表選舉」http://www.legco.gov.hk /yr09-10/chinese/panels/ha/papers/ha1211cb2-474-2-c.pdf。早在1950年代,當時的政務專員 已肯定鄉事會的功能,不只是民意的代言人,更能平息地方氏族和家庭爭議,是行政架構和人民的橋樑。

親政府、親發展的鄉事派抬頭

1957至1959年,政府介入鄉議局選舉的鬥爭,扶植親政府和支持發展,以陳日新、何傳耀和張人龍等為首的「荃灣派」,打擊傳統大族,反對發展, 以彭富華等為首的「元朗派」。最後,政府在缺乏討論之下,半個月內迅速通過《1959年鄉議局法案》,包括鄉議局組織以1) 各區鄉委會主席和副主席為議員;2) 元朗、大埔及南約各選地方一定數量賢達成為議員,但並無職守,等等。直至現在,鄉議局是新界約700條鄉村的諮詢及協商的法定組織。而荃灣派上場,開了日 後發展新界的綠燈。陳日新在六七暴動後也表示,鄉議局支持港府維香港的和平,法律和治安。

徵收土地自此成了原居民和政府角力的重要場域。前理民官James Hayes指出,在1950年代之前,村民多用以地換地解決政府發展土地需要。到了1960年,原居民轉為收取現金,而政府為減低其現金支出,才將其中部 份的收地賠償,以換地權益書來代替。(這也導致地產商趁勢收集權益書囤地。)期間,理民官一直居中處理鄉民需要,安撫不滿。

發展新界,村代表得益

James Hayes認為隨著新界行政制度在1960年代改變,理民府的角色減低,其職責也漸漸分散至地政、房屋、福利等部門,連帶鄉事委員的身份的下降,因為新的 民政署把精力集中在都市管理。原居民也認為地位被漸漸削弱。學者James Watson和Chau Lam-yan、劉兆佳不同意這觀點。他們認為鄉議局和鄉事會仍有影響力。他們指出,如果村民不能參與鄉村政治架構,就不能事先知道發展計劃,商討賠償, 以至其他關於新界的政策。地產商要在新界發展,一定要「拜會地區有勢力人士,俾D疏通」。同樣,政府也可透過這些機制控制鄉村領袖,進而控制村民。

殖民地官員有意強化原居民風水習俗。當有宗教儀式,或者傳統戲劇表演,地方領袖必定邀請政府官員當嘉賓。每每需要搬移祖墳,修橋補路,和變動自然環境之際,民政主任也會跟地方領袖商討補償,款項當然是公帑吧(註一)。

城鄉制度融合,鄉議架構現階梯

前文描述戰後人口急劇增長,加上都市化和現代化,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土地,滿足城市人和南來移民的居住需求,同時籠絡支持政府的鄉事派系,穩定社會。 而六七十年代,也是陳日新主政的鄉議局形勢大好的時期,例如實施丁屋政策,鄉議局有份參與訂立收地補償數目等。七十年代末期,配以官僚系統擴張,市區和新 界的政治制度逐步看齊。

1977年,地區諮詢委員會成立,鄉事會主席為核心成員;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誕生,鄉事會主席成為當然議員;1985年,第一屆區域市政局成 立,鄉議局三名正副主席也是當然議員。在鄉事派眼中,這全部是收起鄉議局和鄉事會職權的舉措。政府建議成立這些組織成立之初,他們通通表示疑慮,甚至反 對,恐怕會干涉鄉事會工作。結果,區諮會要訂明不會抵觸鄉事會;政府成立區域市政局,而並非把市政局擴展至新界,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保留鄉議局當然議席;本 來尤德不打算在立法局設立鄉議局議席,不論選舉團或者功能組別,引起鄉議局多番反對、抗議,有鄉事會主席又退回勳章,最後政府在1988年答應委任鄉議局 代表入立法局。隨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鄉議局也佔了一部份席位。自此之後,本地政治建立了「村代表-鄉事會-鄉議局-區議會及區域市政局-立法會-特 首選舉」的階梯。劉皇發和林偉強就逐步爬上階梯的高點。

鄉事派未失勢,抓著議會和土地特權

自1995年起,各區鄉事委員會陸續開放選舉,容許一人一票。在新界,選舉多以村落劃界,在離島,選舉就不盡相同。文首提及,村代表選舉前後,總有 打鬥或賄選的新聞。歸根究底,是村代表(特別是原居民代表)可以從中得到地位和利益。終審法院在雙村長制的判決列出了村代表的功能:

一、幫助證明村民的原居民身份,用以申請丁屋(註二);
二、安排原居民獲得寬免差餉和扣減地租;
三、安排下葬原居民葬地及為此作證;
四、根據新界條例,為村民申請屋宇承繼作證;
五、證明原居民後裔身份,及幫助他們申請香港身份證;
六、與村民和不同政府部門(尤其是民政處和地政處)聯繫,包括:1) 申請丁屋;2) 搬村、清理發展和收回土地;3) 把村民的關注和投訴傳達給政府部門;4) 傳達政府政策和通知給村民。

至於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的分別,在於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而這些權益又離不開利益(註三)。這些利益,遠多於每 年8,000元的津貼。例如,要證明原居民的身分,並不需要族譜證明,只需村代表簽名作實。因此,曾經有村代表要收錢才簽名,讓申請人可以興建丁屋,以及 替家屬申請原居民葬地。廉署曾於2002年揭發貪污案件,牽涉村代表收受賄款,替非原居民取得原居民身份,得到丁權,又向元朗地政處職員行賄,以期批准興 建丁屋。高鐵事件衍生的一連串爭議,包括走線繞過原居民村落,即使工程破壞了原居民地方,或者文化,政府也會補償。八鄉甲龍村建風水橋事件更證明,鄉事會 主席很大嫌疑借高鐵破壞龍脈為名,要公帑補償建橋,目的是幫助發展他已購買的土地。

1980年代末之後,城鄉爭拗轉而自傳統經濟和習俗,包括收緊畜牧業經營條件、容許原居民女性承繼土地物業、以及容許非原居民參與村代表選舉(註 四)。那時鄉民大力反對。雙村長制推行,更導致鄉紳分裂。爭拗之時,鄉民齊聲反對改變,因為氏族和傳統習俗會因此消失。回頭看來,他們似乎有點過慮。有些 鄉村的居民代表其實也是原居民,有些原居民也成功當選區議會,親中的社團和政黨也跟村代表友好,並參與兩者的活動,形成穩固的聯盟。今天有鄉事派晉身行政 會議,更突顯發展新界,與內地合作的重要性。

無人敢觸碰的炸彈

下月一連四個星期天舉行村代表選舉。今次選舉之所以矚目,除了與連串土地抗爭拉上關係外,還有現任屯門龍鼓灘村村代表,屯門區議會主席,鄉議局主 席,立法會鄉議區功能界別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又稱「新界王」的劉皇發在村代表選舉提名期最後一天參選,而且是五十年來首次出現競爭!當然,今屆同時有百 多個村代表和居民代表議席沒人參選,有不少則是自動當選。然而,這絕不代表村選不重要,單看村代表爭執,證明這個位置的潛在特權和利益之多。(註五)這種 特權和利益,市區人越來越費解和討厭。最常聽的兩個問題是:為何原居民生了兒子便可有丁屋(縱使今天那條隊長得很)?為何發展新界,犧牲的一定是非原居 民?然而,每每政府想改變一點點,結果也遭來死硬派原居民反彈,要捍衛傳統,有些就利用傳統找著數。最棘手的丁屋問題,政府和鄉事領導也不敢認真觸碰。

「一港兩制」何時了?

本文嘗試藉村代表選舉的發展,勾勒本地政治轉變。殖民政府尊重本地風俗,除了把土地變成皇家地,其他東西沒有特意改變,研究新界史的劉潤和稱之為 「一港兩制」。直至戰後,新界既成了緩衝地,又成了發展地,政府拉攏鄉紳領袖支持政府,透過鄉事會和鄉議局間接管治,同時強化新界制度,漸漸被視為特權。 鄉村末落,鄉事會的社會功能(例如提供福利、教育)被地區議會和政府部門取代,但仍手執關於土地使用的權,並轉成天文數字的利益。再加上政權轉移,鄉紳派 靠攏北京和親中團體。村代表在支持發展和政治取向相當一致(至少他們經常舉辦和出席賀國慶活動,又鮮有與環保團體合作)。政府邀請劉皇發入行政會議,更顯 得政府倒過來需要鄉事派協助推動政策。結果,「一港兩制」就留存之今。James Hayes和劉潤和都表示要解決這難題,可以嘗試從原居民有學識,而且習慣於大眾環境成長的下一代入手。他們估計年青的會較容易協商,較容易尋找出路。問 題是,筆者到此刻在媒體報導看到的,多數都是年長的一群。年輕的,好像看不到較vocal的。筆者認識一些中生代的村民,他們曾經想闖關選鄉事會,有幾位 失敗,有幾位做了一屆就不做,因為根本不能在體制內做點事。期待新一屆坪洲鄉事會,會否帶來一點衝擊。

註一:想多看關於風水和本地政治的關係,可參看此書(連結在此):
Wastson, Rubie S. and James L. Watson. 2008. “Geomancy, Politics, and Colonial Encunters in Hong Kong.” Pp. 205-233 in On the Margins of Religion, edited by Frances Pine and Joao de Pina-Cabral. Oxford: Berghahn Books.

圖片來源見此

註二:簡單來說,任何原居村民擁有的農村土地及丁屋地,倘在1984年6月30日由該原居村民持有,並在該日後 由他們或其父系合法繼承人繼續持有該等地段,均可獲豁免就這些物業繳交新地租(即應課差餉租值3%),而只須繳交原本的舊地租。此外,在1984年6月 30日之後獲發丁屋地批約,或獲發遷置屋宇批約的原居村民,只要這些物業權益繼續由該原居村民或其父系合法繼承人持有,亦可獲豁免繳交新地租。原居村民可 向有關地區地政處提出申請豁免新地租。未提出申請或申請不獲批准的有關人士需繳納新地租。(詳見政府文件

註三:原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村內原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以及處理一切與該村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及傳統 生活方式有關的事務。現有鄉村居民代表的職能,是代表村內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務。而該條例第 61條訂明,村代表會自動成為其鄉村所在地區的鄉事委員會的委員。(詳見此立法會文件

註四:1987年,立法局通過了動物廢料處理(修訂)條例草案,訂立更嚴謹的畜牧業經營準則,鄉民又必須添置更 嚴格的污水和糞便處理設施,鄉民認為經營成本勢必大幅上升,也指政府藉此打擊畜牧業。1990年訂立人權法,表明男女平等,牽起原居民女性能否繼承遺產的 問題,原居民男性大力抨擊,堅持要「保鄉衛族」。最後,立法局在1994年通過條例,規定除祖堂物業外,新界原居民不分男女都可享有土地物業承繼權。

註五:由於鄉村幅員廣闊,村民年紀漸大但教育水平低,看重人情和關係,往往投票給親友,或者曾經幫過自己的人,鮮憑政綱投票,如果遇上選區人數少,自動當選乃常見現象,外來者難以競爭。

參考文章:

  • 黃鉅鴻,1983年,〈新市鎮建設與政府行政改革〉,載《變遷中的新界》,鄭宇碩編,61至72頁,香港:香港大學出版印務。
  • 劉潤和,1999年,《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黃文江,2010年,〈簡述理民府官〉,載《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劉智鵬編,64至70頁,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Chan, Selina Ching. 2003. “Memory Making, Identity Building: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China Information 17(1): 66-91.
  • Chau, Lam-yau and Siu-kai Lau. 1982. “Development, Colonial Rule,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in a Chinese Village in Hong Kong.” Human Organization, 41(2): 139-146.
  • Cheung, Yat-fung. 2004.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Politic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 Phil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iu, Stephen W. K. and Ho-fung Hung. 1997. The Colonial State and Rural Prote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5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ayes, James. 2001.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Hong Kong and Chinese Customary. Law”, Pp. 63-101 in Hong Kong, British Crown Colony, Revisited, edited by Elizabeth Sin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ayes, James. 2008. The Great Difference, The Great Rift, and The Great Need: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Past and Present.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2):139-164.
  • Watson, James L. 1983. Rural Society: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95:480-490.
  • Watson, James L. and Rubie S. Watson. 2004.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Excerpt from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Fieldwork in the K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 背後涉龐大利益每逢選舉掀風暴(明報2007年11月17日)
  • 最後關頭遞表劉皇發選村代表(蘋果日報2010年11月27日)
  • 當選鄉委會主席「着數」多 (蘋果日報2003年9月16日)

(圖片來源:擷取自沙頭角梅子林村長的Blog

菜園村民貪得無厭?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12-02
報章 | A34 | 觀點 | | 文: 朱凱迪

菜園村民貪得無厭?

配合自11 月4 日起的清場行動,政府近日多次就菜園村問題發言,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於上月19 日在本報發表的文章,以及局長鄭汝樺上月24日在立法會上的發言,主調是政府在逼遷時間表上已經留有彈性,賠償制度沒有問題,亦已經做了很多工夫「成全」集體搬遷計劃。

政府意圖把自己裝扮成公眾利益的唯一發言人,同時把菜園村民描繪成無視公眾利益的自私者。這是必須揭破的假面——菜園村民從一般市民的位置、從具體抗爭挑戰他們認為無理不公的制度,不單不是自私,而且極具公共意義。

譬如,村民對農作物賠償的不滿,邱誠武先生說: 「農作物保償津貼,每戶平均8 萬元;活躍耕民平均數十萬元,甚有過百萬元之數,難言虧待。農作物保償津貼,全港有標準有規矩。」現在農戶就是要用自己的個案,指明政府的所謂標準和規矩是過時的「壞標準」和「壞規矩」,也反映了政府如何蔑視本地農業。按目前的賠償制度,政府並沒有當農業是一項經濟產業,當計算賠償時,只計算點算日的農作物種類和數量,卻並沒有考慮農民重建產業的需要(就連市區重建局在賠償被逼遷的舖戶時,也會在賠償金中包括一段時間的生意損失,以及重新開業的成本)。另外,農作物賠償單位價格亦極不合理,譬如未來還有多年產出的果樹,本是農民多年心血,現在搬不動,政府只用十幾元至幾百元賠償了事,連一年的收成都抵償不了。

挑戰無理不公的制度
邱誠武先生說賠幾十萬給農戶,「難言虧待」,是帶頭看不起本地農業,誤導公眾。農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紮根土地的果樹,沒有產出,拿着幾十萬,一家老少,能食多久?

又譬如,參加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的村民,官員經常把焦點放在他們每戶或每人「平均」拿到多少賠償,以證政府沒有虧待村民,轉移視線伎倆玩得出神入化。村民千辛萬苦自力重建家園,以行動反抗「賠錢/上樓了事」的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逼遷政策,就是希望公眾明白,賠償不一定好東西。

賠償制度的本質是將一條幾十年的村莊強制分拆成不同部分:土地、房屋、農作物、農業設施、商業、搬遷需要,然後逐一量化為金錢,可是,賠償金加起來的同時,卻偷偷減去了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當村民決定用賠償金自己動手盡量恢復原本的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時,亦無奈地見證了賠償制度的扭曲——由於土地賠償佔了總賠償金的大部分,原來生活質素相若的村民,被硬生生地分割為「有地村民」和「無地村民」。「有地村民」可以負擔每戶超過100 萬的建村開支, 「無地村民」的賠償則遠遠不夠,需要其他支援。這些差異,是政府講多少次「平均」也掩飾不了的。

被邱誠武先生批評為「對13 萬公屋輪候冊上人士不公平」的菜園村租戶,還有「變相鼓勵……違章行為」的廠戶,他們的申訴也讓我們看到制度的隨意性。租戶要求免審查上樓,他們認為,自己因政府工程被逼遷,很難再找到像菜園村一樣便宜的生活空間,既然自己受公權力影響生活的程度較一般人大,得到較寬鬆的待遇,才算得上公平。

居民的說法並非不合理,而且提醒了我們,在九七之前,殖民政府確實容許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免審查上公屋(所謂「排第二條隊」),只是政策在九七後收緊了。至於在農地上經營的廠戶,明明是政府眼開眼閉的土地政策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否賠償給廠戶跟鼓勵違章行為沒有關係(最新消息是,政府打算以其他名目賠償予廠戶)。若政府真有決心保護農地,不接受違反土地用途的露天貨倉,為何還容許高鐵地盤旁邊的貨倉繼續經營?

這些具體而微的挑戰,正是維護公眾利益和推動社會改良的重要動力。

筆者為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為新家園戰鬥到底 文: 朱凱迪

明報 | 2010-11-13
報章 | A30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文: 朱凱迪

為新家園戰鬥到底

11 月9 日,在持續了近兩年、每周至少一次的石崗菜園村村民大會上,筆者和村民討論到,菜園新村是用什麼換回來的?

第一個答案是「錢」:村民準備用拆遷賠償金買地建屋,這跟其他香港市民沒有分別——只要手拿幾百萬現金,隨時可以換來幾百平方呎「豪宅單位」;第二個答案是「開會」,菜園新村是開會開出來的:由年初構思到現在,村民每星期都為新村規劃開會,討論大大小小的難題,買地選址、規劃、房屋設計、營運組織、籌款方法等等,累計超過200 小時。人民參與規劃家園的理想,從利東街、藍屋和深水埗街坊開始,終有機會在新界農村開花結果。

參與規劃家園的理想開花結果
第三個答案, 則是村民始料不及的——「戰鬥」。即是說,如果不是所有村民和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奮戰到底,菜園新村終歸是沒可能建成的。村民對此始料不及,因為他們一直以為,當他們願意忍痛放棄幾十年的家園,並按政府的指示以農業復耕計劃重建家園,他們將得到鄉議局承擔買地的困難,政府也會盡快發出復耕牌照,令重建家園計劃可以盡快動工,更接受菜園村關注組「先建好新村,再拆舊村」的立場。結果,之後的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一邊廂,當反高鐵群眾運動過了高潮,運房局轉戰復建居屋爭議,由3 月起便將菜園村民丟到一旁,菜園村村民農業復耕的資格竟然拖到9 月才正式確認,買地更是由5 月拖到今時今日,連鄉議局也拆解不了。另一邊廂,親政府輿論開動引擎,把「被迫接受賠償的迫遷事件」扭曲為銀貨兩訖的「公平交易」,意指政府不再對菜園村民負有任何責任,村民到期就應離開,不然就是「阻住地球轉」;政府乘着這樣的輿論,於11 月4 日開始大規模清場行動,沒清到的,就說只會給兩星期「寬限」。新村未動工,清拆隊又開始每兩星期一次「黑幫式掃場」,年老村民又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局——他們在年初決定犧牲幾十年的家園,就是為了脫離窘局。

突破地產霸權的星星之火
事到如今,已經不單是政府不守承諾之類的慣見問題,而是社會上有很多既得利益力量是壓根兒不希望菜園新村建得起來,因為新村營造過程所實踐的價值和被大大提倡的理想:例如民主規劃、自建家園、與護養農地結合的永續社區經濟,以及與多層次社會運動連結的進步社區等,都是被視為極度危險、旨在突破地產霸權的星星之火。菜園新村是幾十戶村民的新家園,也是幾十年來第一條「開會開出來」的農村,更是極具公共性的社會發展里程碑。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瀕臨崩潰邊緣,村民兩年來不斷持守理想,亦已疲憊不堪。

香港社會近月已累積起一股敢於挑戰地產霸權的新共識,有個人更在實踐脫離地產商控制的自主生活,菜園村民需要認同這些新價值的市民的保護,菜園新村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奮戰到底,才有成功的希望。

本文見報日下午兩點半,一班支持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的市民將於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停止騷擾村民,落實先建後拆承諾。筆者懇切呼籲各位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