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想新界﹕滄海桑田 自然變遷?

文/陳劍青、黃宇軒、鄧鍵一

過去三十年,坊間出現了一些談論新界的讀本,除了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新界——未完成的計劃〉中提到的《變遷中的新界》外,還有前殖民地官員許舒(James Hayes)著的《滄海桑田話荃灣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此外,劉潤和撰寫的《新界簡史》,不同章節也強調新界的轉變和變遷。無論是哪一種探討角度,無獨有偶,都以「變」作為主要的命題。彷彿,回顧新界就一定是農業式微、一定是都市化、一定是「滄海桑田」。

當然,新界在變,是客觀的事實。即使香港五十年不變,新界依然會變。它怎樣變、為何變、為誰變,才是問題所在。為什麼新市鎮必然要倒模大型屋苑、為什麼東鐵沿線都是新鴻基 地標、為什麼本港的農業不能自給自足、為什麼鄉議局 可以左右新界的發展議程等等,都是值得了解的問題。然而,當籠統的「變遷」成為了一種空洞的修辭、成為了某種特定想像的必然,所謂「滄海桑田」,其實只是對新界欠缺批判想像的顧盼自憐,同時為引領新界轉變的有形之手塗脂抹粉。所以,當許舒談到村落破舊的變遷史時,可透過形容西貢 村落社會的「自然式微」,從而避談了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在西貢區建水庫時對村落的災難影響。就算是有談到政治的變化,都像是一種外在的客觀因素而不是具參與性、可以逆轉的過程,就如改革開放內地農產品流入本地,就像是「注定」了新界農業衰落。在現時普遍以這種「變」為主調的歷史觀,確實不能讓我們定位當下身處的位置與角色,許多對當下有重要意義的「其他變化」也容易因政治/經濟環境因素而湮沒。

以下來一次捕捉變化的練習,掌握思考新界「變化」的基本原則,看看能否於此「否想」這套變化單一的新界史。

練習一 地名

別以為新界之地名沒有像港島街名一樣受港英殖民過程影響,新界本身就是一個有關殖民地租借的名詞,在1898年前此範圍隸屬廣東寶安一角,只有圍內圍外,並無「新界」這一範圍的地域概念。殖民者荷蘭 人沒有太大野心,16世紀駛過新界時只將現今「青衣島」命名做「花落紅」。

地名之變化因不同活動與實踐而建立,如粉嶺 一帶,由於戰前英騎軍在此區駐守,不少地方如軍地、皇后山、馬屎埔因此烙印了他們處處活動的記認。新界許多地名都其實是行政分區的命名,不經不覺如以往南約、北約 分了新界南、新界北,直到八十年代區議會 議會新界才在十九區 (十八區)的劃分內。

雖然大量地名仍然在新市鎮發展過程中得以保留,如大圍、天水圍 ,地名亦開始出現「士紳化」,如劉皇發 建議易名為「添瑞圍」來粉飾社區悲情,陰澳變欣澳,以合乎「和諧」及「美觀」標準。

近年,大量新界村落的名字將因擬訂中的開發過程大舉消失,尤以非原居民村尤甚,包括粉嶺北 (四村與烏鴉落陽)、古洞北(石仔嶺、鳳崗、白石凹、聯鳳堂、塘角等)、洪水橋(六村)等,將會代之為發展商自由命名的私宅屋苑名字。

練習二 土地用途

新界土地在港英租借後仍然為自給自足的漁農經濟,儘管曾經出現過短暫的土地炒賣風波。新界用作漁農之土地,因戰後港英對食物安全的考慮及戰後移民南來得以大量衍生,據綠色力量 的數字,單計魚塘面積由1950年只有180公頃急升至八十年代初超過2,000公頃。除了農業,水塘與軍事設施是港英較大面積地利用新界土地的主要用途,單就1951年設立的邊境禁區就劃了2,800公頃作屏障(buffer zone)。

直到六七十年代,用途開始被一種滿足城市邏輯主導。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都會拓展計劃,荃灣、屯門 、沙田 都大規模將農地轉為新市鎮用地,並且引入現代規劃手段作土地用途的劃分 (住宅、工業、商業、娛樂、綠化),另一邊廂亦將大量鄉郊地方劃入郊野公園用途,用以提供郊遊娛樂給六七年躁動的市區人口。

地產發展亦在七十年代錦繡花園 成功將囤積之魚塘帶發展成豪宅後大行其道,地產商開始囤積新界土地, 使閒置農地 由69年1538公頃升至79年4120公頃,直到今天,五大地產商在新界的土地儲備已比政府多三倍,土地用途的可能性愈趨單一。

貨櫃場、停車場亦在80年代的一場官司後,容許地權人把新界農地填平作儲物用途。1990年在全新界劃出一份分區規劃大綱圖,一方面在新界北劃出大量農地作貨櫃場及儲物用途,如新田、恐龍坑一帶已經在十多年來大規模填平,另一方面限制新界的土地利用。然而當地權人在進行破壞環境的填泥工程來做儲物用途/停車場,部分非法的用途改變工程罰則並未有阻嚇作用,同時部分亦因沒有發展審批大綱圖(DPA)而連執法權力也沒有,令違反原訂用途的情况相當普遍。

從自然而然到建構想像

我們發現解答新界轉變的難度,不僅是在於它的地理幅員遼闊(過大)、或是過於定型的「空間想像」,即不是新市鎮式現代市區就是郊野公園純自然環境的印象,同時涉及一種時間觀念的「未開化」。如何超越新界發展過程中的單向敘事、強調當下在歷史的位置、重置不同行動者(actor)在參與建構新界的積極意義,了解到新界之變化並未單一而且自然而然這般簡單。透過地名及土地用途的示範,了解新界背後各種規劃、地產、政策、管治及社區的動力,就會明白沒有所謂「自然變化」之理。對於新界農業乃「自然衰落」、村落因經濟利益「自然荒廢」、新界土地愈益城市化是「大勢所趨」等說法,我們從此有另一種解讀。

 

策劃 公共專業聯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梁啟智

 

新界——未完成的計劃

文 黃宇軒、鄧鍵一、陳劍青

「未完成的計劃」,是德國 哲學家哈伯瑪斯對現代性的形容。許多論者都提到在城市發展的層面,現代性展現出來的就是不斷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反覆與過去和陳舊事物割裂開來。如果依循這種看法,把新界形容為「未完成的計劃」,可說非常貼切;新界彷彿總是在不斷變動的狀態,永遠都未完成,而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就因而容易過時。

20多年前,鄭宇碩教授編輯了題為《變遷中的新界》的小書,當中提及認識新界的迫切性。當時,他們關注到由於「新界前途問題」懸而未決,它作為租借地的特性可能令新界面臨天翻地覆的轉變。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被處理,迫切地希望認識新界的短暫光輝也彷彿嘎然而止,反而伴隨香港急凍於八○年代,然後50年不變。

理解框框忽略轉變

去年,在一場關於「想像新界」的講座,講者梁啟智問在場學生,談到新界即時會想到什麼。答案不外乎「新市鎮」、「原居民」、「郊野公園」等。假如回到十年、二十年前問香港人同樣問題,很可能也是類似答案。一個個標準答案一般的「新界關鍵詞」,可說是理解新界的基本框框,同時局限了進一步認識新界的範圍,忽略了它的外在內在轉變。

今時今日,單單天水圍 一個地區已經足以成為幾齣港產電影的題材,可以有「日與夜」和「夜與霧」,細膩含蓄的母子關係與跨境婚姻及倫常慘劇同樣寫實,再說新市鎮為紓緩市區人口擠迫的老派套路已經單薄如紙。同樣,以前在新界著述中完全缺席的「非原居民」,他們的生活與歷史近年漸漸被「發現」;而要再談原居民,就不得不把它與非原居民的互動寫上一定篇幅。上月,《鏗鏘集》(1月31日)以「走了樣的丁屋」為主題,揭示小型屋宇在近年急速轉變為大型低密度發展項目,也說明了我們對新界的想像和知識,在現實中「走樣」的速度很快。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描畫新界更複合與多元的圖像。

破除想像的邊界﹕腹地之外

近日,「珠三角 灣區跨境行動計劃」橫空出世,讓一些香港人驚訝珠三角融合的藍圖與論述,對香港的切實影響,以新界土地在這種力量之下首當其衝,其實還是貫徹了前後殖民時期,新界被視為「腹地」(hinterland)的特質。而這種特質就體現於新界大片土地往往被用來滿足特定時空下的宏大政治策略。

從殖民政府所劃下的禁區作為與中國內地的軍事緩衝,建設集水區企圖促成香港的供水自主(郊野公園應運而生),讓非原居民種植菜蔬減低糧食依賴,到形形式式與原居民的管治協商,都受宏觀的中英互動地緣考量規範。後九七的今天談的不再是地緣政治,兩國互動變成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灣區規劃座落的背景是「大珠三角洲城鎮群」的概念。

腹地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它的彈性,在不同時空服務當時的權力需要,隨著最宏大的政治藍圖改變,新界面臨的變遷也改頭換面(下一次的文章,我們將更深入分析「變遷」的彈性)。

腹地沒有固定的內涵,但人們對它的想像往往並不流動,有關新界的主流想像也徘徊在兩個極端﹕第一是把新界視為一個盛載「鄉郊」的空間和地域,而由此進一步延伸至「自然」、「環境」、「原初」(primitive)、傳統等,換句話說,即是把新界想像為區隔的空間,有什麼與後工業城市抗衡的想像,就統統塞進去「新界」之中。第二種想像,則把「新界」看成是發展和城市化急促變動的前沿。這種想像由來已久,可說是緊密伴隨著新市鎮發展的歷史而成。近年新市鎮與新地產項目所建造的大型屋苑與商場(如YOHO TOWN),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等同「新界」。相對於第一種,第二種想像恰恰相反,否定「新界」那似有還無的特殊性,把新界空間都視為有待「變成」新市鎮或「新城市」的地方,因此所有僅有的特殊性都不過在等待消失。

剖析這兩種想像與上述的融合規劃如何緊扣,無疑是重要的課題,不過我們更希望周旋於這兩種主要構成新界想像的論述之間,發掘其他更複雜更真實卻另類的可能。不論是鄉郊或前沿想像,都讓新界作為香港人想像中的城市腹地的現狀(status quo)整體得以維持。這系列文章的宗旨就是從最基本的新界現狀發問,作為超越現有想像、建立另一套新界知識的出發點。

地方知識互動

以往當我們談及新界與「地方知識」時,大多只指向有關新界傳統的知識、是「新界人」的特有認知,言下之意是對新界的理解有一套正典,即使不是原居民,也至少在新界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習得。這系列關於新界的文章,特別希望超越這種正典和教科書的新界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近年以其他方式親身、第一手介入新界空間,並從中衍生出來的另類「地方知識」。舉例來說,近數年針對樓價上升,大量地產公司開始以較低價的新界丁屋作招徠,在周末辦「丁屋睇樓團」,電視台的樓盤節目也以大量篇幅打造所謂「村屋生活」的優美圖像。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沒有實際遷進新界居住的人,也會對新界政治有了片段式的、日常生活式的理解。例如,近日菜園村搬村時遇上的路權費問題,就涉及了一籃子的地方知識,而對「路權」有相關體會和經驗的,就不只是「新界人」和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人,地產代理、法律界、參與周末睇樓的大眾、學者都會共同建構有關新界的知識,這個系列的「方法學」,就是讓這些「地方知識」交錯碰撞。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述說對新界的新體會和把相關知識普及化,落手落腳參與城市社會運動的群體功不可沒。有關新界空間的社會運動,把許多人也拉進介入新界的實踐。當郊遊遠足的群體自發轉化成組織者,策劃行動和研究,參與保衛大浪西灣,當攝影發燒友協助通報南生圍被破壞的狀况並發起聯署,有關新界的知識由此展開了跨界別的互動。以大浪西灣與南生圍為例,環保團體、媒體、自發的郊遊人士、政黨、都市社會運動的長期參與者、在地居民交流之下,原來並不特別針對新界的單位,都因此協作而產生對新界的一套說法。如果這種連結還是太常規化,在其他非原居民村落則漸漸出現了更繁複的知識交流﹕例如在粉嶺 北部的馬屎埔村,年輕的社運參與者、長期研究有機耕作的農夫、喜好天然手作的業餘藝術家、在地村民和農夫、社福機構等,因為針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社會運動而作了多重的知識交流。有關新界的理解,在社會運動中出現了跨界的繁衍。

與此同時,在學術和公共討論範疇裏,也出現了對新界的新穎介入。有別於集中討論鄉村風俗和租借地的殖民時代範式,一些創新的關於新界的論述開始出現。其中浸會大學 地理系鄧永成教授及他的學生撰寫了關於「沙田 價值」的文章,把香港身分認同發展的軌迹,與新界的變化接枝,就是很創新的示範,這系列也是抱著這種精神去思考其他香港文化的問題,寫出一些足以改變香港故事的新界敘事。另外,在香港研究的話題作《本土論述》(2009輯)中,規劃師杜立基勾勒了郊野公園歷史和殖民政治的互動,而朱凱迪也書寫了大埔 差館山的政治地理,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院學者,但這些實踐型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新界研究的圖像。

今日再討論新界,可能仍然是「新市鎮」、「原居民」、「鄉議局 」等關鍵詞。但是,今天它們的涵義,討論的闊度和深度,應該與二三十年前的新界想像差天共地。近年在英國 出現了一個名為This Is Not A Gateway的組織,廣集多元化的城市思考,抗衡把城市想像單一化的規劃趨勢與知識傳播。與這種精神相若,否想新界的目的是要為新界說一聲,this is not a hint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