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區重建:反田生反強拍 捍衛居住權

九七後的香港,有關住屋的法例皆向「以大欺小」的方向發展。○四年修訂的租務條例,大幅削弱租戶抗拒迫遷的權利,一面倒傾向業主;而統稱「強拍條例」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則協助大財團欺負小業主和租客。強拍門檻自二○一○年四月調低至八成以來,像田生這樣的收樓公司在各區遍地開花,如相中銅鑼灣歌頓道的景像不斷出現:好好的房子被拆卸、好好的社區被瓦解、好好的街舖網絡被撕裂,這些都消失後,換來的卻是門衛森嚴的豪宅和商廈。圖中這條街,分別被田生和長實收購,將合併發展商場和住宅。 (柏齊攝)
1. 簡介你的組織和正在推動的工作:
政府於二○一○年降低「強拍條例」的申請門檻至八成業權,私營重建立即急劇加速,大量舊區居民、商戶面對迫遷。當局對樓宇收購手法缺乏監管,小業主不時被收購商惡意滋擾,最終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出賣物業。關注樓宇強制拍賣大聯盟為此成立,主要工作為監察收樓手法,為舊區業主提供權益資訊及個案協助。

中環政府山:保護建築 重寫歷史

中區政府合署所在的政府山,是香港城市管治的核心,其文化景觀保存一百七十年至今,承載着香港的管治和公民運動歷史,是極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好大喜功的特區政府豪花幾十億在中環添馬艦填海地建新政府總部,已經受市民非議,到了二○○九年底,政府以中環甲級寫字樓供應不足為理由,提出拆卸政府合署西座(相片左後方的L形建築),改建商場和寫字樓。多個民間團體、政黨及專業界極力反對方案,現求政府全面保育政府山,將政府總部改為市民中心。(Laura Mazzeo攝)

1. 簡介你的組織和正在推動的工作:
中西區關注組於二○○五年成立,由區內街坊組成,最初是為爭取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不作豪宅發展及保育作歷史文化用途,其後開始跟進區內其他保育/重建項目,包括嘉咸街露天市集、永利街/士丹頓街重建計劃、中區警署建築群、中環街市、海濱發展等。近期與二十個保育團體成立政府山關注組,全力爭取保留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作公共用途、保育歷史地標,反對政府割售政府山給發展商圖利。

地理邊界:新界在哪兒?

文/黃宇軒、鄧鍵一

近日有關村屋僭建的爭議與火頭,燒到一些立法會議員身上,從他們與傳媒的對答可見到一些「否想新界」的空間。例如當陳鑑林面對疑似僭建與在官地擺放貨櫃的 指控時,會回答一句「成個新界的村屋都係咁!」有趣的是,他的住所位處黃大仙,無論怎樣劃也不在新界之內!從這件小事我們可側面觀察,關於新界邊界與範 圍,香港人往往憑直覺劃界,像「有村屋的地方就是新界」這類訴諸特定形象的想法根深柢固。近日網上高登論壇對「劉皇叔起義」的惡搞討論,讓好些人笑得合不 攏嘴:網民集體創作,將一些新界元素寫成鄉事派的武器,什麼村姑、祖墳、盆菜、鄧達智等都粉墨登場,細加分析,幾乎就能全盤觀照當今港人如何想像新界。否 想這些預設,當然是本系列的目標。今回,就先談「邊界」。

其中一組惡搞的標題改寫了電腦戰略遊戲的句子,向皇叔進言, 「新界乃天險之地,易守難攻啊」。但新界在哪裏?哪處是新界而哪處不是?看似只是地理偏執狂或小學常識教科書要回答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每每要在日常生活中 處理。例如在流行飲食資訊網站中,搜尋心儀的餐廳,先要選擇地區,而某些地區會被安放進新界那一列,相信有讀者曾因此找不到將軍澳與荃灣的餐廳。可能有人 也試過在粉嶺攔下「新界的士」,而發現無法在這新界地方直達另一新界地方將軍澳。

所謂的自然邊界

聽過一些新界老居民說,大帽山的河水流經的地方,都是新界。這個浪漫的說法背後,或許沒多少人知道,其實當初英國和滿清政府談判的時候,曾經要求把 整個新安縣,包括深圳,都納入新界的範圍。新界這區域,根本沒有一條「自然」的邊界,這邊界的移動亦時刻為特定的利益服務,例如九龍北部為了服務「舊九 龍」的經濟擴張需要,便跟「新界的其他部分」區分開來。

新界作為邊界從極有意義的行政區域劃分,至現在已影響力大減。將「新界」的邊界突顯,是殖民政府將對抗聲音吸納進建制的過程。七○年代中,新界居民 多番與殖民政府就土地問題出現分歧,面對多重既有的利益集團,清晰劃定新界作為行政邊界,是加強政府在鄉事勢力範圍內的權力的首步。這一步的重要里程碑就 是1974 年新界政務司的職位的開設與1986 年區域市政局的成立,區域市政局就讓「新界」這條邊界在戰後重新根植在香港人的意識之中。

把新界作為行政邊界突出確立,為的是「分而治之」,透過成立分區來減弱新界在殖民地中的特殊。有趣的是,突出這條邊界只是過渡策略,在此之後進一步 減弱新界的特殊,就唯有把那邊界也抹除,這亦是後話。用歷史學者劉潤和的說法,九七年以後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已無任何在香港那「一制」中開出差異的動 機,隨邊界淡化,新界的特殊度也大減。

近年新界的範圍邊界被爭奪,最明顯的例子就在去年政改之後出現。在即將來臨的2012 選舉中,不少政黨提出新增的5 個地區直選議席,若在現有5 區各加一席,將令新界東西選區過大。將軍澳與葵涌首當其衝,因「面目模糊」而高度可塑, 「能屈能伸」,順理成章出現把將軍澳撥進九龍東、葵涌「割讓」至九龍西的提議。有關選區的爭議若離日常生活還是太遠,這數十年來最深入人心,到今天依舊有 效的新界∕非新界劃分,首推紅綠的士。

五六○年代,香港只有港島的士和九龍的士。新界卻有種九座位小巴行駛,六七暴動期間,各行各業斷斷續續罷工,令日常交通大受影響。非法經營的九座位 小巴乘機進佔九龍。鮮有人知在六七期間「新界」有過這樣的參與。後來小巴服務受規範,本來的新界的士,經此一役被市區吸納。到了1976 年,才出現不能進入港島和九龍,包括荃灣和沙田的新界的士。

最深入意識的邊界: 的士

新界的士不許行走沙田,絕對不是因為沙田地理上不屬於新界,也並非它已經有市區規模。看看沙田的舊照片,七○年代末的時候,沙田基本上仍然是一個沙 塵滾滾的巨型地盤。事實上,政府規範新界的士初期,市區的士根本不願意服務沙田,更規定電召的士往九龍的沙田居民,必須繳付雙倍車資,以抵銷他們入沙田的 「損失」。當時的沙田居民和新界的士同業,都曾經要求政府開放沙田,讓新界的士行走,卻不得要領。

2002 年以前,當將軍澳仍然大興土木,將軍澳工業村一直是新界的士的服務範圍。但是,隨將軍澳鐵路即將通車,運輸處卻豎立了新界的士禁區牌,限制新界的士進入 將軍澳工業村的範圍。政府忽然說限制一直存在,只是以往沒有徹底執行;新界的士司機則認為,興建將軍澳新市鎮的時候,他們做開荒牛,到將軍澳鐵路快要通 車,政府卻過橋抽板,趕絕他們。綠色的士是否可以走進一個地區,就像是否可以對僭建「隻眼開隻眼閉」一樣,都指向新界作為地理邊界的浮動。

這些生活經驗說明新界的邊界,相對於早期殖民歷史中嚴肅的軍事和治權意義,今天更見於實踐之中。昔日見於要選擇公共圖書證的設計樣式,現在則更見於 手上的一票每4 年一次可以投給哪名議員。問過幾個朋友,現在他們寫地址時也不會在香港旁邊寫上新界這個區域,因此今天可能要倒過來問的是,為何在某些領域裏,新界的範圍 被清晰保存下來。而那些含糊的例子如東涌、將軍澳、荃灣、葵涌等在不同情形有否被納進新界,正好可以拿來理解及說明,會變動的邊界是由什麼因素決定。陳鑑 林為在黃大仙的違規住所開脫時說「成個新界的村屋都係咁」,大概就十分明白上述的道理了。

策劃

公共專業聯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梁啟智

檢視新界原居民的「傳統」──從殖民地到後殖民地原居民居住需求的爭取過程

圖片來源:HKRS 536-2-19. Political Report DOTP to DCNT(Confidential)..海報.

文/ Lorretta Ho (原文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因為丁屋僭建物一事,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村屋問題涉及很多歷史違留下來的因素,十分複雜(《議員不滿執法標準不同》, 頭條日報, 15/5/2011)。本文透過了解原居民對「傳統」的爭取過程,側面了解丁屋的來歷,並揭示殖民地政府制定的丁屋政策如何為後殖民地政府製造「歷史違留下來的」問題。

把「傳統」納入鄉議局宗旨

1953年,當時新界民政署署長戴斯德(Teesdale)提議鄉議局的宗旨初稿並不包含「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1954年當時鄉議局主席黃炳 英回應戴斯德的意見,加入「鼓勵遵守有益新界人民福利及維持公眾道德之風俗及傳統習慣。」戴斯德回覆黃炳英,指出:「我(戴斯德)懷疑這一項『保存新界傳 統習慣』作為鄉議局的目的:良好的習俗當然應該保留,但並非所有的傳統習慣都是好的,有些可能要跟隨現代發展和進步而改變。由於這句話包含在鄉議局憲法, 要求支持某些傳統的習慣會令鄉議局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這項目應該有所改變。」(HKRS No. 634 -1-3)

最後,因鄉議局的堅持下,政府讓步讓「保存新界傳統習慣」一項納入宗旨裡。這個「傳統」就作為新界人抗衡政府的伏線,讓新界原居民一次又一次地創造 他們認為合理的「傳統」,爭取他們的權益,並一直保存至今。現時原居民成立「保鄉衛族小組」保衛丁屋僭建物看似激烈,其實這是新界原居民抗議政府的慣例, 其實不足為奇,「團結」和「爭取」一直是鄉紳的慣常技倆。

1971年6月鄉議局組成「新界鄉議局爭取新界人民合理權益特別委員會」於6月和12月分別將建議書呈交新界民政署與麥理浩,要求政府修改現行的新 界土地政策(見本文插圖),其中一項討論的問題為「新界居民兒女增加,家庭組織擴展,生活必需土地使用及建屋。但概受政府限制,應爭取合理使用問題。」終 於爭取在1972年底實施丁屋政策。丁屋的規格改變多次,並非本文討論重點,詳情可參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浸會大學地理學薛鳳旋教授編寫的《新界鄉議 局》一書。

值得一提的是,現任樹仁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所長陳蒨博士1999年發表的期刋文章指出,有資深政府官員私下對陳蒨說:「政府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 「丁屋政策」!」。因此,政府「操縱」傳統的方法就是批更少土地讓村民建丁屋,因為這是減少政府土地損失的方法。換言之,政府雖然允許丁屋的存在,但以 「拖字訣」態度,輪候時間平均為36個月,平均處理丁屋申請時間由9至54個月不等,目的就要增加批准興建丁屋的難度(見審計署《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附錄D)。

從殖民地過渡到後殖民地保障原居民的「傳統」

每當外間評擊原居民的利益,原居民總會搬出基本法第40條為「新界」原居民寫明「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的條文。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是:什麼是傳統? 有學者指出1971年定立的丁屋政策並不是原居民的傳統,正如陳蒨教授指出:丁屋政策是創造出來的傳統;而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教授Roger Nissim提出「傳統權益和利益」的另一可能性應為1898年已存在的,而非之後累積的傳統。

基本法沒有明確的內容解釋何謂「傳統」及「權益」,大家不能把「新界」鄉村中一切風俗習慣當作「傳統」,也不能把所有原居民的訴求視為「權益」。基 本法的規定,是從實際出發,既考慮到歷史、傳統、習慣的連續性,又不是對原居民曾經有過的各種權益一概保護,而只是保護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盡量保 持97年後原有制度不變,有利加強香港居民的團結,也有利於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當觸及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看似造就社會的不穩,有鄉紳揚言不惜流血保 丁屋僭建物,必要時上街抗議。早前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反駁稱,丁屋僭建物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村民的「生活傳統方式」,因為在殖民地時代,新界 丁屋可獲法例豁免,他建議政府修例,容許已建成的僭建物毋須清拆,並經工程師評估安全後,補交費用解決。(<鄉委會:丁屋僭建是生活傳統 望補錢解決 倘遭拒或上街抗爭>,明報, 26/4/2011)可是現時社會有不少聲音質問為什麼原居民的利益更勝香港人的權益?為什麼政府允許另一階層的人有特殊權益?現在的丁屋政策究是加強還是分化香港居民?是否補交費就能解決事情?

大量文章討論丁屋政策的利弊,當中有些指明現時的政策加劇官鄉勾結。陳劍青和黃宇軒早前已提出現在原居民只是「明目張膽利用丁屋來搞地產,違背了丁屋政策用以維持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原意,這點已被思匯於2003年的《再思丁屋政策》研究報告中清晰指出。若是政府接受補地價的協議,這又會是另一個縱容地產利益及淹蓋丁屋問題的官鄉勾結事例。」由此可見,再一意孤行要求以基本法第40條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只會加劇社會不安。

政府應平等看待城鄉差異

引用讀環境建築的朋友意見,其實有關違建或僭建確實有個灰色地帶,有些建築討論以「自立營造(self-building)」而非「違法營造 (illegal building)」看待之。基於建築師完成的建築的確無法百分百回應使用者需求,並且尊重使用者的空間使用/創造權力,確實可在一個合理範圍內,包容自 立營造。如果說這個「理順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工作小組」有任何情理可以拿來當依據,這應該是其中之一。市區有些僭建不見得需要拆,也是如此。不過,顯然當前 的新界地下屋或玻璃屋是不太合乎上述的情理吧,全憑建築安全來解釋或探討就地合法是很薄弱的。

如果政府一致看待城市和鄉村的僭建物,不再拿什麼「很複雜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的理由作解釋,,一般市民便不會敵視新界原居民,因為一國兩制下,城市和鄉村應該是在同一個制度看齊的。要是今次村屋僭建問題上,政府再向鄉事派讓步,必定引發另一次「城鄉矛盾」。

參考資料:
HKRS 536-2-19. Political Report DOTP to DCNT(Confidential). 《新界鄉議局爭取人民合理權益村代表大會. 1971年6月6日》.海報.
HKRS No. 634 -1-3. Constitution Heung Yee Kuk. Letter from E.B. Teesdale, District Commissioner, New Territories to Wong Ping Ying, Heung Yee Kuk Chairman. 10 December, 1954.
薛鳳旋. 新界鄉議局──由租借地到一國兩制. 三聯書店. 2011.
陳蒨Chan, Ching Selina. ‘Colonial Policy in a Borrowed Place and Time: Invented Tradi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 7, No. 2. 1999.
審計署. 《新界小型屋宇批建事宜》. 2003.
Nissim, Roger.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Civic Exchange. . 2003.
陳劍青、黃宇軒. 《否想新界﹕從丁屋僭建到原居民身分的僭建》. 明報. 2011年4月24日.

否想新界﹕從丁屋僭建到原居民身分的僭建

文 /陳劍青、黃宇軒

近期政界耳語相傳,下屆特首班子終於會正式就燙手的丁權問題開刀。不知是上屆選特首時對鄉事勢力的枱底承諾未竟全功,抑或是受夠了鄉事勢力的負面新聞,總之今次將會再來一次「玩鋪勁」。政府調和丁屋政策的決心亦在今年AO考題中真切的流露出來——考題形容一城市內的女性享有丁權(現實為男丁),十萬個丁正等候丁屋申請(現實為廿萬),考生則被問及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下處理。不論標準答案如何,對於政府心目中,可見這道關乎新界土地運用的難題已獲確認。

由此觀之,這場丁屋僭建的角力面就不僅是在於執法本身,倒可理解為丁屋政策改革戰的前哨﹕申訴專員先拔頭籌開展丁屋政策的批判,尤其在各種技術位置發功,圖在原居民的議價桌上增添籌碼。戰爭才剛剛開展,有網民已經表明「買定花生等睇戲」。

為僭建正名

跳出以上的政治背景,這場僭建風波的戲劇性同樣豐富。申訴專員接到僭建投訴急增,發現地政署屋宇署「包庇」大量違章建築,鄉議局扮演「和事老」與政府溝通,鄉紳則揚言要「激過八十後」,一鄧氏原居民甚至還要為「僭建」搬出列祖列宗,指當日原居民「抗日有功,今無福利」,一般市民感到這種態度是橫不講理「鄉巴佬」的表現……事件的複雜,旨趣似乎遠超於是否有按圖建築、違法與否這些事實的考據。

先容許我們對「僭建」來一點超越純粹法規的思考,擴充對這詞彙的認識。理由是我們使用「僭建」一詞時,很容易未審先判,原因不外乎是執法者的角度已經包含在語言本身,從而忽略「僭建」其實是不少獨裁國家經常用於取消市民基本權利的有效標籤。刊於《城市》期刊內《不用擔心人民棚屋必須拆除》一文裏,作者研究津巴布韋政府因打擊政治勢力的理由,將城市內佔半人口的地方列為「擅自定居區」,下令剷除整個「貧民窟」,令當地居民的居住權頓時喪失。70年代極權主義仍在的阿根廷,首都內有94%被定性為「非法」的居住區以軍事行動的方式摧毁,令28萬人無家可歸,研究亦顯示這類清除行動集中於重要城市及高地價之北部區域,地理學者Mike Davis形容這就如卡夫卡《審判》的情節一樣。透過在城市/建築空間的合法/非法的區分,管治者按其所需選定「非法」的對象,是普遍的國際性罪行。故僭建的不必是市民多手亂建一通,而是政權用諸消滅礙眼居住空間的「法例僭建」。

在香港,「僭建」的標籤經常用以對付原居民以外的群體。英殖時代這種做法亦用於將本港的木屋區列為容忍區(tolerance zone),一方面在功能上確認木屋區解決居住問題,另一方面則巧妙地取消合法存在的權利。相同的做法亦用於現時眾多非原居民村裏,在82年/84年的住屋登記普查中,將這些戰後存在的村屋都編發一個如計時炸彈一樣的屋牌,有時限地容許這些「寮屋」存在。按村民需要而建的新建構物當然會被「寮仔部」狠狠地拆卸,它們的居住權亦從此被置於法律的灰色地帶,一旦涉及徵用新界拓展、任何工程及收村計劃,「寮屋」僭建的形象則在權利被取消之下無險可守。天台屋、閣樓這些平民的生活空間也在有礙視覺及影響樓價多於衛生安全的情况下列作重點打擊的違章建築,儘管去年的一場司法覆核一業主成功證明屋宇署後來的建築圖無權清拆其既存閣樓。

如此我們可以窺視到原居民的心理,他們也認為不少建築條例與土地規劃都是硬套在村落身上,侵犯着他們既有土地使用權及建屋的自由。丁非「權」,而是「限」,限制着新界原居民村落原有的自主發展。新出那本《新界鄉議局史》,記述了鄉議局均有大大小小反抗城市規劃與房屋法規局限的傾向,77年呈交英政府的《社會改革請願書》中提到「新界居民於其土地上建屋的自由,業已受到逐漸侵蝕」;80年代被環保界公認為「萬惡之源」的「生發案」司法覆轍,劉皇發質疑「集體官批」所列明的土地規劃局限了他們用於農業以外(如貨櫃場、停車場)的使用自由。丁屋政策也經歷過鄉議局與港英政府多次的交涉,對露台、高度、層數、圍牆及建築面積都不斷要求放寬。似乎,他們相比純粹是野蠻非理性的「鄉巴佬」形象,原居民也有自己一套政策理據來說明自己的實踐。

捍衛自主的迷思

因此,要判斷空間使用是否合理,要注意的是其僭建的意途而非行為本身,因他們骨子裏就不認為他們理應「被規劃」。這並非鄉議局的張學明公開透露那個官鄉之間正暗中製訂的「理順計劃」,透過補地價處理僭建,私下「傾掂數」就可以解決了事,亦非有議員將問題錯置於嚴打市區僭建而新界則格外開恩這種「公平」問題。相關僭建者第一個要向公眾解釋的是,究竟這些改建或加建的建構物,是否及如何配合丁屋政策作為維持原居民既有的生活方式的理性?在合法化這些僭建物前,相關人士必須就此作出交代,東江縱隊抗日有功,故此血統上子嗣就可享受「僭建」福利的說法站不住腳。

然而,僭建的理由似乎顯然易見,現時新界賣丁權、「套丁」、丁屋出租相當普遍,一粉嶺地產經紀亦透露,有改建非法天台玻璃屋、密封露台及游泳池的丁屋,租金可比一般丁屋單位貴五成。丁屋的僭建並沒有所謂捍衛村落自主發展來得那麼崇高,而是明目張膽利用丁屋來搞地產,違背了丁屋政策用以維持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原意,這點已被思匯於2003年的《再思丁屋政策》研究報告中清晰指出。若是政府接受補地價的協議,這又會是另一個縱容地產利益及淹蓋丁屋問題的官鄉勾結事例。

原居民請爭氣

曾經有一個國際研討會認真地處理過原居民(indigenous people)的釋義,除了血統、族譜與制度的關係,維持原本的生活方式應該成為衡量原居民的重要出發點,否則不應再享有這種身分及其衍生的權利。而香港的原居民,究竟有多少為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作出過貢獻?你能否說服香港市民,加建一個游泳池與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關係?(部分)原居民一直在僭建着自己的身分,不限於是建構物本身。

我想這並不是要求所有原居民都要返回種田的生活,最低程度也不至於將丁權轉售把丁屋出租、不至於積極把農地填泥轉變為貨櫃場圖利、聯合地產商改劃你們的私人農地建豪宅同時趕走戰後經已在此務農及生活的非原居民吧。現時對「特權」的普遍不滿,並不是對原居民一出世就享有此身分的仇視,而是認為現時的原居民根本不配有原居民的身分﹕許多在位的原居民沒有做好自己本分,只顧及短期的地產利益,莫視風俗保存、農地生態及鄉村風貌的保育。

原居民,請爭氣。請盡你所能,推翻一些已經與地產霸權合流的既得利益者,不要再為了短期利益遭人詬病,重新做個真正的原居民,共同為新界的土地思索永續的道路。否則,當原居民與一般市民、地產商無異之時,就是原居民身分消亡的時候,到時收回丁權或丁屋政策討論成熟,成為社會共識,基本法也保不住你們。

 

策劃 公共專業聯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梁啟智

否想新界﹕滄海桑田 自然變遷?

文/陳劍青、黃宇軒、鄧鍵一

過去三十年,坊間出現了一些談論新界的讀本,除了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新界——未完成的計劃〉中提到的《變遷中的新界》外,還有前殖民地官員許舒(James Hayes)著的《滄海桑田話荃灣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此外,劉潤和撰寫的《新界簡史》,不同章節也強調新界的轉變和變遷。無論是哪一種探討角度,無獨有偶,都以「變」作為主要的命題。彷彿,回顧新界就一定是農業式微、一定是都市化、一定是「滄海桑田」。

當然,新界在變,是客觀的事實。即使香港五十年不變,新界依然會變。它怎樣變、為何變、為誰變,才是問題所在。為什麼新市鎮必然要倒模大型屋苑、為什麼東鐵沿線都是新鴻基 地標、為什麼本港的農業不能自給自足、為什麼鄉議局 可以左右新界的發展議程等等,都是值得了解的問題。然而,當籠統的「變遷」成為了一種空洞的修辭、成為了某種特定想像的必然,所謂「滄海桑田」,其實只是對新界欠缺批判想像的顧盼自憐,同時為引領新界轉變的有形之手塗脂抹粉。所以,當許舒談到村落破舊的變遷史時,可透過形容西貢 村落社會的「自然式微」,從而避談了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在西貢區建水庫時對村落的災難影響。就算是有談到政治的變化,都像是一種外在的客觀因素而不是具參與性、可以逆轉的過程,就如改革開放內地農產品流入本地,就像是「注定」了新界農業衰落。在現時普遍以這種「變」為主調的歷史觀,確實不能讓我們定位當下身處的位置與角色,許多對當下有重要意義的「其他變化」也容易因政治/經濟環境因素而湮沒。

以下來一次捕捉變化的練習,掌握思考新界「變化」的基本原則,看看能否於此「否想」這套變化單一的新界史。

練習一 地名

別以為新界之地名沒有像港島街名一樣受港英殖民過程影響,新界本身就是一個有關殖民地租借的名詞,在1898年前此範圍隸屬廣東寶安一角,只有圍內圍外,並無「新界」這一範圍的地域概念。殖民者荷蘭 人沒有太大野心,16世紀駛過新界時只將現今「青衣島」命名做「花落紅」。

地名之變化因不同活動與實踐而建立,如粉嶺 一帶,由於戰前英騎軍在此區駐守,不少地方如軍地、皇后山、馬屎埔因此烙印了他們處處活動的記認。新界許多地名都其實是行政分區的命名,不經不覺如以往南約、北約 分了新界南、新界北,直到八十年代區議會 議會新界才在十九區 (十八區)的劃分內。

雖然大量地名仍然在新市鎮發展過程中得以保留,如大圍、天水圍 ,地名亦開始出現「士紳化」,如劉皇發 建議易名為「添瑞圍」來粉飾社區悲情,陰澳變欣澳,以合乎「和諧」及「美觀」標準。

近年,大量新界村落的名字將因擬訂中的開發過程大舉消失,尤以非原居民村尤甚,包括粉嶺北 (四村與烏鴉落陽)、古洞北(石仔嶺、鳳崗、白石凹、聯鳳堂、塘角等)、洪水橋(六村)等,將會代之為發展商自由命名的私宅屋苑名字。

練習二 土地用途

新界土地在港英租借後仍然為自給自足的漁農經濟,儘管曾經出現過短暫的土地炒賣風波。新界用作漁農之土地,因戰後港英對食物安全的考慮及戰後移民南來得以大量衍生,據綠色力量 的數字,單計魚塘面積由1950年只有180公頃急升至八十年代初超過2,000公頃。除了農業,水塘與軍事設施是港英較大面積地利用新界土地的主要用途,單就1951年設立的邊境禁區就劃了2,800公頃作屏障(buffer zone)。

直到六七十年代,用途開始被一種滿足城市邏輯主導。我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都會拓展計劃,荃灣、屯門 、沙田 都大規模將農地轉為新市鎮用地,並且引入現代規劃手段作土地用途的劃分 (住宅、工業、商業、娛樂、綠化),另一邊廂亦將大量鄉郊地方劃入郊野公園用途,用以提供郊遊娛樂給六七年躁動的市區人口。

地產發展亦在七十年代錦繡花園 成功將囤積之魚塘帶發展成豪宅後大行其道,地產商開始囤積新界土地, 使閒置農地 由69年1538公頃升至79年4120公頃,直到今天,五大地產商在新界的土地儲備已比政府多三倍,土地用途的可能性愈趨單一。

貨櫃場、停車場亦在80年代的一場官司後,容許地權人把新界農地填平作儲物用途。1990年在全新界劃出一份分區規劃大綱圖,一方面在新界北劃出大量農地作貨櫃場及儲物用途,如新田、恐龍坑一帶已經在十多年來大規模填平,另一方面限制新界的土地利用。然而當地權人在進行破壞環境的填泥工程來做儲物用途/停車場,部分非法的用途改變工程罰則並未有阻嚇作用,同時部分亦因沒有發展審批大綱圖(DPA)而連執法權力也沒有,令違反原訂用途的情况相當普遍。

從自然而然到建構想像

我們發現解答新界轉變的難度,不僅是在於它的地理幅員遼闊(過大)、或是過於定型的「空間想像」,即不是新市鎮式現代市區就是郊野公園純自然環境的印象,同時涉及一種時間觀念的「未開化」。如何超越新界發展過程中的單向敘事、強調當下在歷史的位置、重置不同行動者(actor)在參與建構新界的積極意義,了解到新界之變化並未單一而且自然而然這般簡單。透過地名及土地用途的示範,了解新界背後各種規劃、地產、政策、管治及社區的動力,就會明白沒有所謂「自然變化」之理。對於新界農業乃「自然衰落」、村落因經濟利益「自然荒廢」、新界土地愈益城市化是「大勢所趨」等說法,我們從此有另一種解讀。

 

策劃 公共專業聯盟、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梁啟智

 

新界——未完成的計劃

文 黃宇軒、鄧鍵一、陳劍青

「未完成的計劃」,是德國 哲學家哈伯瑪斯對現代性的形容。許多論者都提到在城市發展的層面,現代性展現出來的就是不斷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反覆與過去和陳舊事物割裂開來。如果依循這種看法,把新界形容為「未完成的計劃」,可說非常貼切;新界彷彿總是在不斷變動的狀態,永遠都未完成,而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就因而容易過時。

20多年前,鄭宇碩教授編輯了題為《變遷中的新界》的小書,當中提及認識新界的迫切性。當時,他們關注到由於「新界前途問題」懸而未決,它作為租借地的特性可能令新界面臨天翻地覆的轉變。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被處理,迫切地希望認識新界的短暫光輝也彷彿嘎然而止,反而伴隨香港急凍於八○年代,然後50年不變。

理解框框忽略轉變

去年,在一場關於「想像新界」的講座,講者梁啟智問在場學生,談到新界即時會想到什麼。答案不外乎「新市鎮」、「原居民」、「郊野公園」等。假如回到十年、二十年前問香港人同樣問題,很可能也是類似答案。一個個標準答案一般的「新界關鍵詞」,可說是理解新界的基本框框,同時局限了進一步認識新界的範圍,忽略了它的外在內在轉變。

今時今日,單單天水圍 一個地區已經足以成為幾齣港產電影的題材,可以有「日與夜」和「夜與霧」,細膩含蓄的母子關係與跨境婚姻及倫常慘劇同樣寫實,再說新市鎮為紓緩市區人口擠迫的老派套路已經單薄如紙。同樣,以前在新界著述中完全缺席的「非原居民」,他們的生活與歷史近年漸漸被「發現」;而要再談原居民,就不得不把它與非原居民的互動寫上一定篇幅。上月,《鏗鏘集》(1月31日)以「走了樣的丁屋」為主題,揭示小型屋宇在近年急速轉變為大型低密度發展項目,也說明了我們對新界的想像和知識,在現實中「走樣」的速度很快。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描畫新界更複合與多元的圖像。

破除想像的邊界﹕腹地之外

近日,「珠三角 灣區跨境行動計劃」橫空出世,讓一些香港人驚訝珠三角融合的藍圖與論述,對香港的切實影響,以新界土地在這種力量之下首當其衝,其實還是貫徹了前後殖民時期,新界被視為「腹地」(hinterland)的特質。而這種特質就體現於新界大片土地往往被用來滿足特定時空下的宏大政治策略。

從殖民政府所劃下的禁區作為與中國內地的軍事緩衝,建設集水區企圖促成香港的供水自主(郊野公園應運而生),讓非原居民種植菜蔬減低糧食依賴,到形形式式與原居民的管治協商,都受宏觀的中英互動地緣考量規範。後九七的今天談的不再是地緣政治,兩國互動變成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灣區規劃座落的背景是「大珠三角洲城鎮群」的概念。

腹地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它的彈性,在不同時空服務當時的權力需要,隨著最宏大的政治藍圖改變,新界面臨的變遷也改頭換面(下一次的文章,我們將更深入分析「變遷」的彈性)。

腹地沒有固定的內涵,但人們對它的想像往往並不流動,有關新界的主流想像也徘徊在兩個極端﹕第一是把新界視為一個盛載「鄉郊」的空間和地域,而由此進一步延伸至「自然」、「環境」、「原初」(primitive)、傳統等,換句話說,即是把新界想像為區隔的空間,有什麼與後工業城市抗衡的想像,就統統塞進去「新界」之中。第二種想像,則把「新界」看成是發展和城市化急促變動的前沿。這種想像由來已久,可說是緊密伴隨著新市鎮發展的歷史而成。近年新市鎮與新地產項目所建造的大型屋苑與商場(如YOHO TOWN),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等同「新界」。相對於第一種,第二種想像恰恰相反,否定「新界」那似有還無的特殊性,把新界空間都視為有待「變成」新市鎮或「新城市」的地方,因此所有僅有的特殊性都不過在等待消失。

剖析這兩種想像與上述的融合規劃如何緊扣,無疑是重要的課題,不過我們更希望周旋於這兩種主要構成新界想像的論述之間,發掘其他更複雜更真實卻另類的可能。不論是鄉郊或前沿想像,都讓新界作為香港人想像中的城市腹地的現狀(status quo)整體得以維持。這系列文章的宗旨就是從最基本的新界現狀發問,作為超越現有想像、建立另一套新界知識的出發點。

地方知識互動

以往當我們談及新界與「地方知識」時,大多只指向有關新界傳統的知識、是「新界人」的特有認知,言下之意是對新界的理解有一套正典,即使不是原居民,也至少在新界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習得。這系列關於新界的文章,特別希望超越這種正典和教科書的新界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近年以其他方式親身、第一手介入新界空間,並從中衍生出來的另類「地方知識」。舉例來說,近數年針對樓價上升,大量地產公司開始以較低價的新界丁屋作招徠,在周末辦「丁屋睇樓團」,電視台的樓盤節目也以大量篇幅打造所謂「村屋生活」的優美圖像。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沒有實際遷進新界居住的人,也會對新界政治有了片段式的、日常生活式的理解。例如,近日菜園村搬村時遇上的路權費問題,就涉及了一籃子的地方知識,而對「路權」有相關體會和經驗的,就不只是「新界人」和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人,地產代理、法律界、參與周末睇樓的大眾、學者都會共同建構有關新界的知識,這個系列的「方法學」,就是讓這些「地方知識」交錯碰撞。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述說對新界的新體會和把相關知識普及化,落手落腳參與城市社會運動的群體功不可沒。有關新界空間的社會運動,把許多人也拉進介入新界的實踐。當郊遊遠足的群體自發轉化成組織者,策劃行動和研究,參與保衛大浪西灣,當攝影發燒友協助通報南生圍被破壞的狀况並發起聯署,有關新界的知識由此展開了跨界別的互動。以大浪西灣與南生圍為例,環保團體、媒體、自發的郊遊人士、政黨、都市社會運動的長期參與者、在地居民交流之下,原來並不特別針對新界的單位,都因此協作而產生對新界的一套說法。如果這種連結還是太常規化,在其他非原居民村落則漸漸出現了更繁複的知識交流﹕例如在粉嶺 北部的馬屎埔村,年輕的社運參與者、長期研究有機耕作的農夫、喜好天然手作的業餘藝術家、在地村民和農夫、社福機構等,因為針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社會運動而作了多重的知識交流。有關新界的理解,在社會運動中出現了跨界的繁衍。

與此同時,在學術和公共討論範疇裏,也出現了對新界的新穎介入。有別於集中討論鄉村風俗和租借地的殖民時代範式,一些創新的關於新界的論述開始出現。其中浸會大學 地理系鄧永成教授及他的學生撰寫了關於「沙田 價值」的文章,把香港身分認同發展的軌迹,與新界的變化接枝,就是很創新的示範,這系列也是抱著這種精神去思考其他香港文化的問題,寫出一些足以改變香港故事的新界敘事。另外,在香港研究的話題作《本土論述》(2009輯)中,規劃師杜立基勾勒了郊野公園歷史和殖民政治的互動,而朱凱迪也書寫了大埔 差館山的政治地理,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院學者,但這些實踐型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新界研究的圖像。

今日再討論新界,可能仍然是「新市鎮」、「原居民」、「鄉議局 」等關鍵詞。但是,今天它們的涵義,討論的闊度和深度,應該與二三十年前的新界想像差天共地。近年在英國 出現了一個名為This Is Not A Gateway的組織,廣集多元化的城市思考,抗衡把城市想像單一化的規劃趨勢與知識傳播。與這種精神相若,否想新界的目的是要為新界說一聲,this is not a hint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