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堅持向高爾夫球會續租,我們只能通過不斷又不斷的倡議、公民的直接行動,爭取大眾的支持,用輿論迫使政府收回高球場,取代新界鄉村的拆遷發展。土盟與多個友好團體進入高球場,既是要爭取高球場替代鄉村拆遷、將市區重建土地、市區閒置地優先起公屋;另一方面,更是要在政府蓄意製造環境、鄉村村民、基層劏房戶三者對立的論述中,將彼此重新串連。

居住被視為一種人權,而慣常定義下的居住權,大概是指住屋、安身立命之所。在某些智庫以至政府眼中,這條「人權數」被量化為某一些數字:住宅土地的面積、單位落成量;政府達成長策定下的公營房屋目標,就等如滿足了大部分市民的住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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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Ho Ka Ho

但當政府連長策的公營建屋目標也做不到,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解決房屋問題,卻同步將土地(尤其是已完成改劃、平整,近都會區的熟地)出售予地產商;公營房屋,卻總要選擇困難、有明顯反對聲音的地段興建,例如綠化地帶、郊野公園、填海。

在製造環境與基層對立的同時,政府也在不惜一切維持高地價政策。難以使用和改劃的土地,就算成功起樓所花時間都很長,延緩大量房屋供應推出市場,所帶來的樓價波動。同步進行的,是用政策去強迫人民進入置業階梯,將公屋單位、公營出售單位限量供應,迫夾心階層上車,向地產商付錢買樓,或向付錢予地產商的業主租樓。所以,即使直接繳納的稅款很少,但在高地價環境下,租金佔基層家庭入息過半,這筆錢租也是間接地向政府和地產商支付間接稅,低稅其實是一種假象。現有稅制本來已向富人傾斜,擴闊稅基又被中上階層強力反對,在改革稅制前,政府都動搖不了。

可能會有人質疑,當政府賣更多地就可以有錢去起更多公屋單位。事實上在1988年開始,房屋委員會需要以自負盈虧,負擔公營房屋的興建和維修,政府在有需要時才注資,這實質上變成了租置、居屋單位業主補貼公屋的建築成本。所以當年政府停建居屋,就令房委會入不敷支,將屋邨商場街市私有化,衍生領匯問題。

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制度下,政府維持與過往已落實進行的基建與日常工務相關項目開支,都由這個以土地收入組成的基金支付。賣地予地產商的同時,也養肥中/港資建築商(例如中建、俊和)、工程顧問公司(例如ARUP、AECOM)。而這些公司,都與地產商關係緊密,尤其是經常同時幫政府和私人發展商做事的顧問公司;而部分建築商甚至根本就是地產商旗下公司。

地產霸權沒有隨著新特首上場而改變,反而是更多的中國資金進入香港樓市,鞏固整套地產與城市發展高度扣連的制度。無論你為海發聲,還是為劏房戶發聲,只要有人挑戰這官商制度的存廢,當權者必定氣急敗壞,繼而全力分化和抹黑。

今天行動的團體既有環境運動的關注者,也有東北發展區內的街坊、市區基層劏房戶。被政府意圖分化的群體走在一起,正好說明以高球場高球場替代鄉村拆遷、將市區重建土地、市區閒置地優先起公屋,正正是保護環境(高球場土地早已平整、古樹和祖墳可以在日後良好規劃下被更好地保育)、也是尊重居住權利、令散村街坊免受迫遷威脅之舉。而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我們從權貴的球桿下取回高爾夫球場還地於民,都只不過是在巨大的政商合一制度裡「滴漏」極少片土地,讓基層能夠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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