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沙田度過的。時值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新市鎮急速發展的年代,填海當然也構成了童年回憶的重要片段。記得現時沙田中央公園一帶,已是沙田墟盡處的小碼頭,早期還能見到漁船停泊,漁民會在那裏擺賣漁獲,往外已是天水一色的吐露港;現時的吐露港卻要走到大學站才能看見。

香港到底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擁有填海造地的童年回憶?首先,他們大概都是上一代的人,因為正如特區政府近期大力宣傳的,繼20年前的東涌和將軍澳之後,香港已再無大型的填海和新市鎮計劃,故可推斷年輕一代已不存在對填海的記憶。換句話說,填海造地亦與香港經濟起飛、上一代人集體向上流動的經驗息息相關。

「填海派」的懷舊論述

雖然正如潘慧嫻在《地產霸權》(2010)中清楚指出,換地權益書及改變新界土地用途,是地產商當年點石成金的主要方法,新市鎮並為上一代人提供了大量置業機會,令自置居所比率在1980年代急速上升;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很多基層市民卻是被迫「流放」到偏遠的新市鎮,當其開荒牛。然後復又遇上1990年代工業大量北移,面對新市鎮就業機會大幅減少的困境,這同樣是不少社會問題和創傷回憶的根源。

土地供應大辯論正如火如荼的備戰中,就好像立法會選舉的工程一樣,各派別正摩拳擦掌地造勢動員,其中「填海派」的聲勢似乎相當浩大,並正力圖把填海營造成一種集體回憶,讓人聯想到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假如30年至40年前的沙田是成功的典範,則只要未來20年至30年多建兩三個沙田,彷彿香港便能重拾早已逝去的光輝歲月。

重點在住宅用地之外

顯而易見,如此一種美化填海的懷舊論述,並非建基於任何客觀論證,它只是力圖訴諸主觀情感的因素。當然這在不少特定的情況下,例如在奧運會中常訴諸民族感情,確能產生實質的激勵作用;又或是在不少宗教儀式中,也會營造異常強大的精神力量。不過,印象中除了共產主義社會,其他地區的理性政策討論,倒很少會如此煽情。

為什麼要通過大規模填海造地,香港市民和經濟才能重獲新生?這當然是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無論特區政府在《2030+》諮詢文件提出的東大嶼人工島,或是團結香港基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議「加碼」的長洲南人工島,皆多少出於這種「多建兩三個沙田」的想像。

對特區政府來說,這將會成為香港的第三個都會區;對團結香港基金來說,長洲南則會是碼頭、物流和新工業等用地需求。

兩個方案存在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就是填海的目的並非單純解決住屋問題。以東大嶼人工島的建議為例,若以啟德發展區9萬人口/38公頃住宅用地的比例作參照,未來人工島規劃居住約40萬人口,最多只需180公頃住宅用地已經足夠。

即使加上其他社區生活的配套設施,合共填海400公頃肯定綽綽有餘,但現時政府卻建議填海1000公頃,當中顯然有居住以外的(如都會區或新工業等)重要考量。

若我們繼續以沙田作為主要參照對象,便可以輕易發現按它原來的規劃,此乃「均衡發展和自給自足」的輕工業市鎮,居民可以在火炭、小瀝源或石門等工廠區上班。

問題是,如上所述,香港工業早已大規模北移,新市鎮又缺乏新的產業定位,大部分居民遂只能跨區就業;由此未來的東大嶼和長洲南,又將會提供什麼類別的職位,為少說也有40萬人口提供足夠的原區就業機會?抑或最終還是只能通過昂貴的跨海交通基建,日復一日、早出晚歸的跨區工作?

大型基建後無以為繼

上述兩個方案的支持者,往往便會拿出新加坡的例子,試圖指出得益於新加坡政府的高瞻遠矚,早於1990年代初,濱海灣一帶的填海計劃已經完成;因此到了2000年代初,當新加坡陷於經濟困境之際,便有現成的土地儲備可以動用。由此我們才會看到今天濱海灣一帶嶄新的旅遊、賭博和休閒設施,令新加坡經濟能夠浴火重生。因此「多建兩三個沙田」的產業定位,毋須在展開填海時已經決定,反正造好的地日後總會有用云云。

無獨有偶,新加坡正是我最常用作反對大規模填海,也就是示範何謂「打腫臉充闊佬」的上佳例子。借助大型基建為經濟注入強大動力,無疑在短期內能起立竿見影之效,這亦是凱恩斯式大政府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慣用手段。問題是,在一輪烽烽火火、沙塵滾滾的大興土木過後,長遠經濟發展便無以為繼。施工期間帶來短暫經濟蓬勃的假象,一旦工程完成後便原形畢露,這正是基建帶動增長必然面對的疑問。

事實上,當濱海灣等一大堆項目相繼落成後,自2014年起新加坡經濟已疲態盡現,甚至被認為可能出現冰島式的崩潰。

新加坡經濟自去年底開始有反彈跡象,但仍主要依賴傳統製造業出口的帶動,此正好反映她幸而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因此才能減低短期投機性大型基建造成的震盪;相反,香港「新十大建設」均已接近完工,未來又有什麼帶動經濟向上的新動力?

替代方案喚醒睡夢者

利用竹篙灣作為替代方案,最先由公共專業聯盟的黎廣德提出,其後我亦在不同場合詳加闡釋,只要把連年虧損的迪士尼主題公園關閉,便可得出280公頃即時可用的土地;若再加上鄰近如西南青衣的填海計劃,已能提供逾400公頃的土地,形成一個甚具群聚效應的新都會區,客觀條件遠較䇄立在海中心的人工島為佳。

此替代方案除了即時節省數以千億計的公帑投入,還有更重要的意味,就是將我城從基建迷思中拯救出來,把香港潛能放在長遠更有意義的產業上。

歸根究柢,特區政府長期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已完全把土地視作會「生金蛋的鵝」,復又通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資本旋轉門」,把收入進一步投放在更大型的基建上,形成飲鳩止渴的惡性循環。

此舉同時成就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通過功能組別制度,令特權得以永續,其他工商百業則長期停滯不前。仍然緬懷「磚頭」可以致富的年代,不願意從大型基建的美夢中醒來,撫心自問,這倒底是真睡抑或只是在裝睡。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鄒崇銘 #時事評論 – 當填海被變成集體回憶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12 A19 | 時事評論 | By 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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