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神的賭局──王于漸與「補貼置業計劃」

最近,香港有一位賭神,他調換位置做了莊家,呼籲全民參加他開設的賭局,揚言有錢大家齊齊搵,還指這將有助紓緩社會矛盾云云。 文:鄒崇銘

根據2011年4月18日《明報》「王于漸掃樓 帳面賺9000萬:知名經濟學者 02年倡停建居屋」的報導,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多年來參與樓宇炒賣獲利甚豐。他於2010年接受《東周刊》訪問時更曾表示:五十八歲的他,快到退休年齡,亦不諱言「五十後」行運行到落腳趾尾,「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十七年前的「八萬五」和租置計劃

王于漸日前以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的身分,提出日後所有新建公屋可租可買的方案。作為香港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房屋問題專家,王于漸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可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1998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七成自置居所政策和租置計劃,梁振英作為房屋政策主要負責人,王便是主要的智囊和倡議者。到了十七年後的今天,王再以團結香港基金名義,高調推出近百頁的研究報告,公眾對當中的建議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簡略而言,王于漸的建議正是重提當年的租置計劃,並建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此一方案的重點在於: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補貼置業計劃」,讓所有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或「先租後買」,樓價為中低收入家庭可負擔的水平,日後出售補地價的金額則鎖定在購入時水平。事實上,這計劃曾見於王于漸《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一書,當時並稱為「資助房屋計劃」。以下是書中所宣稱計劃的優點(31﹣33頁),以及其後影子長策會《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2013)中提出的質疑(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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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于漸又在書中指出,八成自置居所不但可以根治香港的房屋問題,更可處理香港面對的五個基本政治經濟問題。以下是王于漸所提的相關理據(36﹣38頁),以及影子長策會提出的質疑(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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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謂「五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資助房屋計劃和八成自置居所比率,充其量只能解決其一:「滿足市民對可負擔價格的住屋需求」;而對其四:「盡量降低物業市場,定期形成泡沫的制度性風險」,就更是製造而非解決問題的主要因素。就在不足十年前,香港仍有數以萬計負資產人士,王于漸卻置若妄聞,竟簡單地將樓市泡沫歸咎於「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沉重歴史教訓轉眼間已忘卻凈盡,現時樓市再度呈現脫離實際的虛高現象,彷彿政策偏差亦毋須為此負上任何責任(註)。

歸根結抵,以王于漸等一群經濟學家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備至的半賣半送公共資產,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還富於商﹣﹣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然後盡皆向一小撮地產商進貢。這套理論簡單地將政府與市場二分,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其實早已在近年大小的金融危機中盡顯──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正是由克林頓政府置業資助政策種下的次按危機禍延。當全球自由經濟的幻想早已破滅,新自由主義者仍抱持1970﹣1980年代的「成功經驗」,緬懷香港上一代人「白金升降機」的黃金年代,深信地產市場所創造的財富效應,能帶來安居樂業和社會穩定,自始至終,郤無視向地產業傾斜帶來的種種惡果。

買樓保值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在1980﹣1990年代,香港市民置業所帶來的巨大投資回報,令它不但滿足個人或家庭的居住功能,同時亦涉及保值、投資以至投機等多元化的功能。但到了1997年之後,當「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成為主旋律,不但令物業投資的風險大為增加,同時亦令置業自住的市民同樣膽戰心驚,生怕全家畢生積蓄,可能一朝化為烏有。儘管經濟周期難以預測,但它卻絕非無跡可尋,完全可以預見,隨著環球資金愈益無節制的高速流動,未來物業價格波動只會不斷加劇。置業無論是自住、收租抑或追求資產升值,作為理想長線穩定投資工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就如在《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中,王于漸亦毫不諱言:「樓價隨經濟的起落而漲退,但新樓落成頭尾要三至五年,屬於中線投資,期間主要靠銀行對發展商進行建築貸款,同時對買家進行按揭貸款….. 經濟上揚帶動物業需求時,由於短期內無法增加供應,樓價和租金升得很快。雖然發展商急起直追,但新盤開賣至少是幾年後的事。地產由於生產周期等因素,容易呈現疑似的泡沫﹣﹣樓價上升,業主的賬面增值產生財富效應,令樓宇更形渴求;但新盤往往在經濟逆轉後才出現,此時需求已放緩,新盤突然顯得過剩,樓價於是掉頭向下;業主的賬面財富縮減,進一步壓低需求;需求一旦崩潰,所有人都認為,此前的是泡沫,現在則是爆破。由於地產發展無法避免上述決策滯後、建築期長、賬面盈虧對樓價落反映過火,樓市的榮辱也容易過火。」(68頁)

王于漸描述的是地產行業的一般情況,但他卻沒有明言香港所面對的特殊情況:首先,是地產行業的寡頭壟斷,令信息流通和市場反應更加遲緩,少數市場參與者能操控價格和牟取暴利,導致樓市泡沫的形成更為變本加厲。其次,是特區政府的嚴重政策傾斜,進一步令政治效應高度左右樓市發展,無論是剌激或抑壓樓市的手段,均容易變得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而形成更大的市場不穩定性。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讓「無形之手」作出自行調節,促進競爭、減少干預才是根治良方。問題是地產業在本質上涉及城市規劃、土地供應以至利率及按揭政策等,實際上根本難以擺脫政策因素的糾纏,政府亦難以扮演市場中立的角色。要求減少政府干預只是紙上談兵,並不存在具體操作上的可行性。

歸根結抵,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置居所政策,被打造成一條只准向上爬的不歸路,令置業者不斷朝向私營化以至商品化的方向邁進。願意前進的難免跌入交易價值的旋渦中,不願意或無能力前進的,則彷彿會在社會階梯上被不斷拋離,造成置業vs非置業人士、公營vs私營房屋業主的社會差距,最終令所有人皆自願或是被迫地,繼續參與這個所謂「地產霸權」的遊戲。香港要尋求新的出路,要打破房屋金字塔階梯的專制,並不是要全盤否定自置居所的意義,反而是要開啟更多不同的房屋想像,讓所有香港市民能夠各適其式,真正釋放自由選擇、個人自決的能量,不用繼續在房屋金字塔階梯的怪圈中作困獸鬥。

註:參見陳錦華(2000)、Forrest和李健正(2004)、莫家棟及李健正(2013)等的探討:
Chan, K. W. (2000). Prosperity or inequality: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home ownership in Hong Kong. Housing Studies, 15(1): 28-43.
Forrest, R. and Lee, J. (2004). Cohort Effects,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and Hong Kong’s Volatile Housing Market. Urban Studies, 41.11: 2181–2196.
Mok, F. and Lee, J. (2013). Just Housing Policy: Is There a Moral Foundation for a Homeownership Policy? Housing Studies, DOI:10.1080/02673037.2013.77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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