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新界原居民與土地正義聯盟

原文載於 嘉湖山莊博客
新界鄉郊地方向來是新界原居民的領地,無論是鄉事委員會,還是區議會,原居民都佔盡優勢,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兼備。

元朗區早於宋朝已有人聚居於錦田、屏山一帶,其後數百年間,內地移民陸續聚居在新田、八鄉、十八鄉、廈村一帶;元朗舊墟位於十八鄉、元朗站北面,於清朝建立。

十九世紀末,港英政府因戰略需要,避免外國勢力大舉進攻香港,要求滿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段及二百三十五個島嶼給港英政府,《有關拓展香港界址的條約》於1898年簽訂,有效期為九十九年,而被租借的地段則被稱為「新界」。

港英政府為方便統治,凡於1898年以前在新界居住的氏族皆屬於新界原居民,其後裔可享有原居民的權利。至於1898年或以後移居在新界居住的氏族,則只屬居民,與港九居民待遇相同。

港英政府管治新界原居民的方式與管治港九地區並不相同,成立多個理民府,早期新界原居民曾與英軍發生武裝衝突,而直至1950年代,新界土地仍以農地為主,當時元朗稻米佔香港農業市場一大比例。

新界原居民一向與港英政府關係不佳,經常為新界原居民的權益與政府發生衝突,早年更有「反英抗暴」的說法。新界鄉議局於1926年成立,由新界鄉村的代表組成,團結了以新界原居民為主導的鄉村士紳。

新界經歷三大轉捩點,第一是內地移民於國共內戰後湧入香港,聚居在香港多處,荃灣、元朗等新界地區人口急劇上升。政府為應付急劇人口增長,於1950年代將觀塘發展成衛星城市,將古代鹽場(官富場)轉化為住宅及工業區,其後計劃在荃灣、沙田及屯門三地發展成衛星城市。荃灣新市鎮是繼已歸入新九龍的觀塘後,首個設於新界的衛星城市──當時葵涌仍是荃灣的一部份,統稱荃灣新市鎮,原來荃灣沿岸的鹽田(即今鹹田街)、沙咀(即今沙咀道)和河道(即今大河道)已不復再,西面海岸也因填海而由海壩街西移至楊屋道,當時荃灣碼頭即現今如心廣場一帶,而葵涌於1960年代末由不毛之地轉變為貨櫃碼頭,其後發展成國際貨運中心,根本上改變了荃灣區的面貌。

人口增長和新市鎮的發展都為新界農業帶來巨大衝擊──新界在1950年代以前,農產品以稻米為主,但稻米收成期長,而且耗水量大,一旦遇上乾旱,極可能功虧一簣,農作物於1950年代起逐漸被收成期短、較不容易受天氣影響的蔬菜取代。

第二轉捩點在1970年代初期,總督麥理浩明白要治理香港,必須以香港整體出發,而過往政府治理港九與新界各有不同政策,於是推行多項政策改革。

在一連串改革中,首場直接針對新界原居民利益的角力於1970年發生,政府制定《修訂婚姻制度條例》,於7月10日經總督批准頒布,並於1971年10月7日起實施。這一重大事件終止了新界過往容許以民間通例制訂婚約的傳統,所有婚姻必須按照官方規定進行。

第二場角力則涉及新界原居民的住屋權利,新界小型屋宇(丁屋)政策於1972年實施,規限丁屋範圍,年滿十八歲的男丁一生可興建丁屋一次,但不可多於三層或高於二十七英尺、每層建築面積不可多於七百平方英尺。這一政策於2011年成為新界房屋僭建問題的爭拗點之一。
第三場角力則涉及土地用途,政府於1970年代擴大新市鎮的範圍,除了原有荃灣新市鎮外,沙田和屯門兩個新市鎮分別在這時期開始大規模動工,元朗、大埔和粉嶺-上水三大鄉郊市鎮也被納入新市鎮的範圍。地產商也對元朗區虎視眈眈,區內早期大型私人屋苑──錦綉花園和柏雨花園相繼於1970年代後期入伙,自此改變區內居住環境。
自此之後,新界原居民對香港政策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最後一個轉捩點發生於1980年代,經過多年磋商後,《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公佈,香港(包括新界)於1997年7月1日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那一日是自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來,最重要的日子。

一些新界原居民移民外國,雖已身處海外,但仍保留香港居留權,部份原居民更是地主,繼續在香港發揮影響力。而土地政策的改變也使以新界原居民為主的新界地主將原本屬農業用途的土地改建為商用設施,包括露天貨櫃場、機械廠、車廠、廢車場等,仍然務農的居民日漸減少,而且不少是在1950年代以後來港的移民。

英國民主化多年後,香港也於1980年代開始局部民主化,首先區議會於1985年起有直選議席,區域市政局也於1986年成立,立法局則於1991年起推行部份議席直選。

在這年代,政府公佈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計劃,天水圍大批土地被政府徵用,天水圍新市鎮在1992年啟用後,從屏山北選區劃出,按屋邨或屋苑劃分新選區;香港第二個工業邨──元朗工業邨也於1980年代後期啟用。

在這大前提下,新界原居民對政府決策影響力愈來愈小。可是,新界原居民對鄉村的影響仍然龐大,新界鄉議局委員和村代表仍然以新界原居民為主導,而且絕大部份是男性,貫徹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傳統,而他們備受政府重視。
也因如此,新界原居民在多個區議會佔有重大優勢,其中元朗區議會於成立以來,新界原居民至今仍有極大影響力,單是由鄉事委員會主席自動擔任的當然議席已有六席,以及六大鄉事區域的九個議席,可見新界原居民的影響力,佔本屆二十九席中的差不多一半,而在2008年以前,元朗區議席主席一直由新界原居民擔任,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戴權在元朗區議會成立以來出任主席,直至2000年屆滿為止,廈村原居民鄧兆棠也以委任議員身份,兩度當選主席,現任主席梁志祥則與原居民關係不俗;區域市政局於1999年12月31日被解散前,臨時區域市政局主席劉皇發也是屯門龍鼓灘原居民。

在過往區議會選舉中,新界原居民在元朗區八個鄉郊選區,即十八鄉北(M07)、十八鄉南(M08)、屏山北(M10)、廈村(M11)、新田(M28)、錦田(M29)、八鄉北(M30)、八鄉南(M31),都佔盡絕對優勢,而且清一色是男性,而屏山南(M09)因私人屋苑居民較多,與原居民打成均勢。在是次區議會選舉中,元朗區九個鄉郊選區有四名候選人自動當選,即十八鄉北沈豪傑、屏山北鄧慶業、廈村鄧家良和錦田鄧卓然。麥業成派系的甘天成(八鄉北)曾於上屆區議會選舉參選,但以低票落敗,由此可見,非原居民在這些選區幾乎沒有任何勝算可言;唯一例外的是屏山南,黃勝棠曾是自由黨成員,轉職區議員前曾是商人,與新界社團聯會的張木林一同競逐議席。十八鄉南選區雖有兩名候選人,即程振明和梁明堅,但那裏差不多所有選民都是鄉村居民,毫無驚喜。

土地正義聯盟是社會運動組織──社會運動組織與參政團體不同,勝算不是組織的最重要因素,反而以引發社會關注視為首位。
土地正義聯盟的介入,正好反映新界人面對長期失衡的情況:

1)新界原居民(尤其是男性)VS移民(以1898年起計)
2)權勢者(例如地主)VS無權力者
3)既得利益VS社會公義
4)鄉郊傳統VS普世價值

近年廣深港高速鐵路八鄉菜園村收地及搬遷問題、新界房屋僭建爭議等事件,都將這種失衡情況完全突顯出來。其他較少關注的元朗區土地問題還有新田新圍村非法骨灰龕場、十八鄉及錦田住宅項目、十八鄉南生圍及屏山豐樂圍擬建住宅涉及影響生態等。
聯盟三名成員深入不毛之地,以新界原居民固有價值不同的價值觀注入鄉郊社群,與南方民主同盟為少數族裔權益參選有異曲同工之感。

成員朱凱迪和馮汝竹是菜園村支援組的成員,於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中為居民抗爭,朱凱迪是區外人士,而馮汝竹雖是原居民,但其女性身份使她備受壓力。支援組在新界原居民和政府兩大勢力面前仍無懼打壓,堅持為以戰後移民為主的居民爭取應得權益,名副其實是以卵擊石,終使政府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讓步,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雖然高鐵工程已經進行,市民反對菜園村居民的聲音大大減弱,但菜園新村的規劃仍未能實踐,而新界原居民在劉皇發勸說後消極配合,使新村進度困難重重。

其他受高鐵工程影響的非原住村落還有八鄉大江埔村、新田攸潭美村等,影響至今仍是未知之數。
朱凱迪的對手分別是現任區議員鄧貴有,他是橫台山永寧里的現任居民代表,以及橫台山下新屋的前原居民代表鄧鎔耀;馮汝竹的對手則是現任區議員、上村現任原居民代表黎偉雄。兩名象徵非原居民、土地使用者、男女平等的社會運動人士,面對三名在八鄉有一定威望的新界原居民,勢必引發一連串惡鬥。

新田新圍村居民周振勤則面對另一故事──與大型商業機構周旋。

正如前段提及,一些新界原居民地主會將土地改建為商用設施,部份地主則將土地售予地產商。香港的知名地產發展商是名副其實的掠奪者,普遍缺乏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像一些跨國企業重視利潤之餘,也關注環保等議題,難怪網民有「李氏力場」等惡搞,而在元朗區的最大發展商,非新鴻基地產莫屬,並不比惡名昭彰的李氏家族好得多少。

元朗區本來大部份是農地,非常適合耕種或從事其他農業活動,但地主和發展商卻不視農業為第一產業,反而寧願將土地荒廢,也要囤積土地以等候不可知的利潤,1970年代後期的錦綉花園,1990年代的加州花園、加州豪園等,千禧年後的蝶翠峰、新時代廣場、六本木、原築等,以至興建中的錦田下高埔村住宅項目等都本來是農業用地。

新圍村非法骨灰龕場事件正好反映非原住村落居民對大型商業機構的抗爭。居民的對手並非一般商業機構,而是上市公司香港生命集團的附屬公司,雖然其市值已較高峰下跌99%,但新圍村並非原住村落,居民仍難以獨力抗爭。法院裁定骨灰龕場違規,是聖經故事大衛戰勝巨人歌利亞的結果。

新田的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雖然沒有錦田和八鄉那樣壁壘分明,但原居民仍長期佔有優勢,當中以新田文氏家族最為強大,許多原居民代表都是文氏族人,另一候選人文光明正是新田永平村文氏家族成員。
由於新田是落馬洲管制站所在地,而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是港深兩地唯一每天二十四小時運作的陸路口岸,因此不少物流公司在新田設置貨櫃場、停車場等,地主也樂意將其土地改建為利潤甚高的停車場,尤其以接近管制站的新田數目最多。這些基建和貨運設施不但使新田的土地無法還原為農地,重型貨車更威脅居民的安全。
居民若無法與大型商業機構周旋,其居住和作業的土地必定會被後者侵吞,其用途改變後,也不可逆轉過來。

土地正義聯盟面對的,不僅是新界土地規劃的問題,而更大的問題是,新界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佔有凌駕性的控制權,僅次於政府,而他們樂於與商業機構商討出售土地的問題,一般居民未必能夠知悉事件。
土地正義聯盟單是在興建菜園新村已備受阻撓,而區議會選舉不但涉及議席,而且關乎新界原居民的核心利益,新界原居民必定會作出更多阻撓。土地正義聯盟參選無疑是螳臂擋車,但中國已經在香港行使主權,而眾多螞蟻可以包圍大象,星星之火也可以使人關注新界土地的核心問題,新界原居民的特權應在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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