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環價值的歷史地理觀 —回溯「沙田價值」

文/希望地理

   在這個善忘的世代,很多人可能不會相信城市的歷史竟有天大的能力左右大局。近期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事件對「歷史」的關懷故然是一種體現,但似乎我們並未 有過對另一種歷史的理解。或者,歷史不僅是從現今對歷史價值的尊重及賦與,亦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歷史空間早已建構了一種深層而集體的城市價值,早已化為香 港人日常生活行為的預設。在回歸十年港人開始尋溯自身價值之際,這項歷史地理的維度的確是需要被重新梳理,卻又乏人問津的課題。

記得以沙田為首的第一代新市鎮嗎﹖那一座座港英時代活著的遺跡,我們懷疑,它就是生產今天部分香港人想像與價值的底蘊。經歷三十年來新市鎮的萌芽與發展,沙田價值比所謂「中環價值」更能貼切地解釋香港人的行為實踐。

香港「價值」討論中地理的缺席

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一種價值(value) 必須由特有的時空(time-space)條件建構而成,不會隨時隨地從石頭爆破出來。故此,地理,或者空間(space)是探究任何價值所必須的關鍵 詞。但在歷年來討論香港「價值」問題時,歷史地理則似乎極少受到關注,在未有理清「價值」背後的來龍去脈之際,政客及學者就把一些顯性、容易引起共鳴的 「空間詞彙」順手沾來,「抽空」大談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環價值」作為香港核心價值討論的第一頭炮,其背後的空間觀好比上世紀初芝加哥社會學派Burgess 及 Park 兩位學者提出的模型一樣生硬。這些討論認為城市景觀受中心地帶倒模式擴展影響,想像香港正在把中環複製到旺角的朗豪坊、觀塘的apm與荃灣的如心廣場等。 生硬的地方,在於討論過程中並無考量每個地方的特殊歷史環境,與「中環價值」本身有同等硬套之嫌。

陳 景輝在《明報》論壇的一篇文章雖然努力嘗試將中環價值「歷史空間化」,闡述了十九世紀華人社區如何在中環經歷殖民式的遷徙,藉以帶出政府現今的處事模式與 殖民者無異。可是,解釋的不是由中環地理建構的價值,卻只是一種曾經發生在中環的殖民意識,與今時今日這種價值在時空的產生未必談得上關係。

批 評中環價值的不只我們。作為一位地理學者,梁啟智提供了名為「西洋菜價值」一語。他指出在最最不顯眼的地方,仍然有許多形形式式、發自草根的文化有機地在 孕育茁長,藉以帶出「中環價值」的壟斷與其他可能。可是「西洋菜價值」卻不是由西洋菜街發展出來的,它只是多元文化偶然地在西洋菜街聚集,未有從香港的城 市發展找出某地的價值所在。

我 們今天提出「沙田價值」,它強調秩序、系統化、功能化、專業形象,成為香港中產人士的核心價值。我們認為「沙田價值」比「中環價值」更能解釋香港社會的現 實情況。由於這種中產文化最完美地在沙田組成及體現出來,因此我們稱之為「沙田價值」。同時,它是香港發展過程中一個時代的產物,和根深砥固地蘊藉於許多 香港人心底裡的深層價值。而我們也將展現這個主宰香港的中產價值如何透過空間與時間、歷史與地理編織而成。

新人類計劃和沙田的誕生

沙田,除了是一個新城鎮外,其實也是香港城市發展中一個階段的指標。故事需要從更早說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和香港政府對香港的焦點在於怎樣延續殖民地的統治。當時香港受人口急遽增加困擾,中國共產黨也對香港領土的 主權虎視眈眈,於是在五、六十年代,政府大量建造了徙置區和廉租屋,並開發官塘和荃灣為工業城鎮,藉以吸納和消滅被視為社會動亂源頭的寮屋人口,利用統一 的空間設計達到規訓和控制居民生活的目的。可惜殖民徙置政策成效不彰,徙置區設計的失敗反映在過於密集的徙置空間和相同的人口背景,反而方便了受資本主義 剝削的市民連繫、集結進行反政府活動,促成了五、六十年代在市區大大小小的社會騷亂和暴動。

一 九七二年,新港督麥理浩上任。有鑑於以往殖民管治的失敗,他捨棄了單從硬件構造上控制人群的手法,改為從文化價值上入手,建立香港的「新一代人類」。麥理 浩在一九七二年宣佈十年公屋計劃和新市鎮計劃,並強調注入新的城市空間秩序。政府不再只興建新的樓房,更要建立一個所謂自給自足、完備的社區,而這個社區 就是沙田。沙田最初的新市鎮藍圖是五、六十年代中的產物,由於廉租屋政策的推出,政府到六三年才開始考慮沙田的規劃,六五年才通過它的發展大綱報告。但 是,要等到七二年在麥理浩的殖民領導下,政府意識到有具體需要,才迅速地發展這個新市鎮。自七十年代開始,政府把大量的家庭一批一批的搬到沙田新建的高樓 大廈居住。第一批的「開荒牛」先進駐公屋,為沙田社區的發展作出貢獻,使人口從一九七六年的三萬五上升至八一年的十萬九;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大量非公屋家 庭擁入,人口在八六年跳升至三十五萬及九一年的五十萬五千。

沙田區的社區空間與殖民者的策略環環相扣。照Roger Bristow (1989) 所言,沙田新市鎮整體的空間設計可算是殖民新市鎮的典型,它既有盛載高密度人口的規模,又能發展成相對均衡和「自給自足」的市鎮。沙田以「完全規劃」計算了各土地利用的分隔區(zoning), 以「住屋」、「工作」、「休憩」及「交通」等類別,清楚劃分公共和私有空間的界線,定義「新人類」的生活模式、內容和功能。沙田的空間規劃在當時已強調均 衡的發展—各類型的住宅(公屋和不同的私人樓房)、教育機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和其它專上學院)、購物和休憩娛樂設施、沙田博物館、馬場、城門河 畔、沙田山丘等等。統一各分隔區的空間和建築設計,和指定的社會和文化活動和範圍,地理位置、方向和感覺;分層式的空間結構使各分隔區的功能正常運作連接 和有效率。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構成更大的沙田空間,讓沙田人不但滿意自己的生活、住屋環境、設施及娛樂,更鼓勵市民「社區參與」。各項文化和社區設 施,則用以培育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為自己的參與和貢獻而自豪。藉著新的空間秩序讓他們努力向上,渴望追求改善生活質素。

城市發展中誕生的沙田價值

麥理浩的「新人類」計劃並不只限於新市鎮的興建,那是全方位的人類改造計劃,配合教育、社會福利、文娛康樂、青少年政策等其他方面的政策,最後他成功地把新 的秩序注入像沙田一代「新人類」的心裡。在沙田,不同的活動都有相對應的空間配合。購物消費的可去新城市廣場;進行文化活動的可到圖書館或沙田大會堂;想 休閒和鍛鍊身體的可往城門河畔、公園或體育館。除此之外,土地的使用就只有道路、住宅和工廠大廈。這裡沒有一寸多餘的土地,也沒有一個混雜的地方。隨著沙 田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完美的系統,程序化、功能化和自豪化變成當中的核心價值。

在 沙田的規劃當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筆直的城門河道,寬闊整齊的街道、合理的空間分佈、地積比例及方便而又充足的生活文娛設施。作為一個沙田人,馬傑偉 在《中產沙田甘於平凡》一文中描述他對沙田的感受:在沙田生活是「平平無奇」、「毫無遐想」的,那裡「從來不會有洶湧的波濤,沒有驚險的崖岸,連錯落的石 灘也沒有」。但是沙田人卻喜歡這種乾淨整齊的生活方式,且深深地感受到政府在規劃上精密計算的好處和偉大。這也使沙田人偏好專業形象,相信行政方式可以解 決問題。當中不少在新市鎮格局出身,現今成為了專業或管理的,亦相信當下許多社會問題都需要「專家」解決。

有 別於在徙置區一條街、一條村互相聯繫、互相關照的生活方式,沙田人在那細小、獨立的住宅單位內卻是「埋頭苦幹、默默耕耘,各自經營自己那個小康家庭」,個 人利益漸漸取代集體利益。沙田人開始相信個人能夠靠著自身的努力與能力爬上高位。從公屋到居屋,最後入住私人樓宇,擁有物業成為人生的追求。私有產權的概 念也在這時開始萌芽,並且越來越受人歡迎。

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沙田人對自己的社區越來越滿足。他們通過一整代人的努力,從「草根」成為「專業」、「中產」,同時也把沙田建造成自己的樂土。新城市 廣場永遠都人流湧湧、活力四射,人們總充滿幹勁。沙田作為空間試驗場域,成功改變了一代難民的身份,以空間建構這一代人的社會身份認同,甚至乎改變他們對 城市空間以及自己空間的看法—從前他們對老家廣東和共產黨或多或少有份忠心或眷戀,不然也未必能接受香港。今 後,他們會以香港為他們的家,以香港政府為他們的政府,對香港會建立一份公民自豪感。港英政府透過鼓勵「社區參與」,希望達到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的「行為的管理」(conduct of conduct,即自我的管治),使人們脫離他們的傳統和歷史,共同建立一個美好的香港,一個他們有歸屬感和希望生活的地方,亦為整個殖民管治帶來繁榮和 穩定。

沙田價值中誕生的城市發展

沙田,作為香港最成功的新市鎮,變成了模範,並且開枝散葉,大埔、粉嶺、上水、屯門、元朗等新市鎮相繼落成。八十年代是香港新市鎮發展最快速的年代,大批人 口紛紛從擠迫凌亂的市區搬往新界居住。同時,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歌舞昇平更加肯定了新市鎮的成功。殖民政府的「新人類」計劃成功 地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市民。今天,香港已經回歸,殖民地政府已成過去。但是,自七十年代從新市鎮中成長的「新人類」也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化人士 和管理階層,可說是香港的中流底柱。城市發展製造了「沙田價值」,影響了一代的香港人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卻由他們主宰了香港的城市發展,並且不 斷在社會各階層裡投射他們由衷相信的「沙田價值觀」。

在 去年底鬧得滿城沸騰的天星碼頭和鐘樓事件就是「沙田價值」的一次表現。當看到一小群大學生、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以「集體回憶」作為旗幟,在街頭抗爭,保護鐘 樓時,大家可能好奇他們的「回憶」從何而來?驅使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與其說是回憶,倒不如說是一份公民自豪感,這也是「沙田價值」的核心所在。

而 對於政府來說,城市規劃是一門專業技術,土地發展是根據大量統計數字的計算分析來決定的。因此,香港的城市發展計劃是系統化和規範化的,既然天星碼頭的新 規劃已通過所有的法律程序,施工自然勢在必行。但有趣的是,民間也有部份人士是以相同技術作為反抗政府的理據。在去年12月18日的立法會特別會議上,思 網絡聘請了英國的修鐘專家,說明大鐘仍然可以使用,卻拒絕承認天星事件其實是一個市民和政府在權力上對碰的問題。當正反相方都以理性、技術為由來迴避政治 問題,這樣又如何談出結果來?

隨了天星事件外,如填海、灣仔、觀塘、深水埗重建等社會議題也可以看見「沙田價值」的蹤跡。誠如文思慧在《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一文中以灣仔重建項目為例子,指出現在香港的精英正如何以專業主義轉移社會的視線,以技術問題取代政治和倫理價值。他 們一方面佔領道德高地,高呼「公義」和「社會責任」為民眾請命,並且以此凝聚低下階層的力量,對抗上層統治者。另一方面又以智囊、公會的形式參與統治者的 事務,並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這種亦離亦合的生存方式游刃性極高,並且同時獲得下層和上層的認同,比「中環價值」更能主宰香港的命脈。

公義的空虛

香港人往往稱沙田為香港歷史上最成功的規劃,沙田人以作為「沙田友」自豪。這種「成功」與「自豪」背後的含意,或許不在於市民獲得了階級向上流通的結果,而是殖民政府「成功」對於整個集體的主體地經歷消滅與重構的過程。如Robert Home (1997) 在<<Of Planting and Planning>>一書中的重心主旨一樣,殖民城市語境下的規劃(planning),根本就是政府種植人口(planting)的同義詞。

恰 如上文爭議,我們所遭遇的不單是殖民者以空間的策劃改變回歸的歷史,而且今日剛萌芽的新生代更試圖改變我們的城市空間。當他們的「沙田價值」在今天無限擴 張,將貧富懸殊的問題以「多元特色」、技術問題等疑似專業的知識予以拯救,這是另一種霸權,使城市議題更形複雜,令真正受影響的低下階層在大眾的聲音中更 加渺茫,而其餘深水埗、天水圍等價值,在媒體的論述中亦成為被扭曲的一群。

口 號上,我們可以鼓吹正視社會公義、注重弱勢社群、尋求另類願景,就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方法。實際上,受到新市鎮一類都市空間結構局限、新人類主體的喪 失、沙田價值的橫流,整個社會都似患上階級向上流動的妄想症,事情己經不是行動與不行動那樣簡直,數十年間,人已在如此的空間生活內迷失。情況就如Susan Buck Morss給班雅明的評價一樣空虛:「班雅明堅持:“我們必須從我們父母的世界中甦醒”。但如果家長就是這樣教導著我們的,我們還可以對我們有什麼盼待﹖」

延伸參考

Bristow, Roger. (1989). Hong Kong’s new towns :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ome, Robert. (1997).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S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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